我的回忆

年金秋十月，桂花飘香，秋风送爽，在这美好的季节里，一群白头老人们来到南京板桥古镇。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纪念六十年前进到板桥学校学习的令人难望的日子。

岁月荏苒，一个甲子的光阴在不经意间流逝，但是却带不走我对就学那段时光的记忆。南京郊外的古雄站，小小的千年古镇——板桥，曾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岁月和无数清晰的回忆。

记忆中的校区，那一排排挺拔的白杨树，校园中间青草茵茵的操场，整洁简朴的校舍，庄重的礼堂，都一一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踏进军校大门

一个甲子前的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参加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当年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不能进大学深造，就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面对祖国的挑选，努力学习，积极应考。

记得那年的八一建军节，终于收到了军校录取通知书。不仅考上大学，还同时光荣入伍，可谓是一石敲开两扇门。在此前还有一个插曲，学校到杭州招生人员通知我要复查一下身体，据说是鼻子有鼻窦炎是不合格的。于是，我随他到杭州九里松解放军医院检查，用长长的钢针穿进鼻骨，看看有没有脓。幸好复查的结果合格，从而收到了正式的录取通知书。

收到通知书很是兴奋，独自来到钱塘江大桥旁的六和塔，眺望着滚滚钱塘江和雄伟的钱江大桥，心潮一时难平。

从杭州来到金陵古都

根据通知，我们8月日到位于杭州劳动路的省军区招待所报到。来自全省的一百多个莘莘学子意气风发地来到劳动路省军区招待所报到，我们杭州的有来自杭一中、杭二中、杭三中、杭四中、铁路中学还有萧山中学的十五还是十六个同学。来自金华地区的人最多，当年的金华二中很火，一个学校就有好几个。

8月日，浩浩荡荡的队伍从省军区招待所开拔，到城站乘坐一趟需从上海转运的列车。车厢里坐满了朝气蓬勃的青年，一个个都是神情飞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与希望。

现在从杭州到南京坐高铁仅需一个多小时，当年交通落后需要经上海转，需要十个小时。可谓是“早辞杭城彩云间，晚抵金陵近黄昏”，下午四点多列车抵达南京下关站。学院的大巴在下关迎候我们的到来，从下关到中山门外的板桥镇，足足要开行一个多小时。

到达学校的时候，太阳还没有下山，一群老学员早早迎候在学院道路的两侧，热烈欢迎新学员的到来。我们心中泛起阵阵热浪，真切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张院长居然知道我的名字

进入军外院，我们被安排住进学员宿舍，那时的条件比较艰苦，房子是二层小楼房，基本设施齐全。我们浙江来的一百多人都暂时编为班，曲元淮是主任，钟德宏是指导员。接着就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入伍教育。

刚开始我们不适应南京炎热的气候和几十个人住宿的大房间，但是那时年轻几天后也就慢慢适应了。

在这几天中，我感到有一些纳闷，有好多从未谋面的首长竟然能准确地叫出我难认的名字。我的名字姚厥懋，懋下面应该是没有心字，但现在的电脑打不出来，明显是个生僻字。这个字是茂盛的茂的异体字，是我的一个堂祖父取得，厥是辈分，应为五行缺木，所以取了有两个木字的懋。

这个名字，十个人总有七八个会读错，什么姚厥林，姚厥木，最好笑的是被初中的语文老师读成姚撮毛，幸亏那时风靡一时的样板戏还没有出来，否则我的绰号肯定是“智取威虎山”中的土匪“一撮毛”。这么难认的名字，怎么会知道？

一天张英院长走进我们住的宿舍，居然也能叫出我的名字。张院长与我们亲切攀谈，十分和蔼可亲。张院长亲切地告诉我，我才知道我的高考俄语考了一百分高分，这个成绩因为当时比较少，所以让他们记住了我这个小人物生癖的名字。

入伍教育和一次令我终身难忘的紧急集合

整整一个月的入伍教育使我们难忘，南京是全国四大火炉之一，刚出茅庐的青年人在烈日下走队列汗滴如雨，腰酸背痛，晚上睡觉是几十人的大房间通铺，没有电扇又挂着蚊帐焖热难耐。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最难的是紧急集合，使人感到精神紧张，因为时间不长，打背包还不熟练，第一次紧急集合就出了大洋相。但是，回忆起来这些困难都可以逐步克服，而当时我感到最难的是紧急集合。紧急集合训练像是一把剑悬在我们的头顶，使人感到精神十分紧张。因为我们参军的时间不长，打背包还不熟练，又没有经历过这种训练。

俗话说，越是怕事，越是会出事。这不，我第一次紧急集合就出了大洋相。在一个黑沉沉的半夜，正当万籁俱寂的时候，大家都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尖厉的哨子声在夜空中吹响，紧急集合了！同学们一个个都快速起身穿衣打背包，我也很快起身打背包。但因为精神过于紧张，手脚怎么也不听使唤，几分钟过去了，背包也打不起来，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都冲出寝室，为了不影响集合，我不得不把背包胡乱地捆扎了一下，就急冲冲地跟着同学们去操场集合。

学员队曲主任，据说是少校军衔，可我们进学校那会儿正好取消军衔。曲主任是个典型的山东人，人廋廋的，腰板笔直，是带兵老手。平时不苟言笑，在学院队列训练时对我们非常严格，看到我们有什么部队的，总会严厉地、不留情面地指出，所以我们都比较怕他

队伍在操场集合后，曲主任作了简单的地动员，下达口令“跑步走”。于是，我们几百人排成一列队，跑出了学院大门，向离学院大约有几里路的长江边跑去。

我们学院所在的板桥镇离南京中心城区比较偏远，当时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差，到长江边的一条路好像是崎岖不平的砂石路，高高低低，还硌脚。我们背着背包在小路上起劲地奔跑，一番折腾后，背包更是不行了，几乎要散开来一样。

大约半个小时的工夫，我们来到了茫茫的长江边，此时是黑夜，虽不能看清滚滚江涛向东流，但能听见流水和江涛拍岸的声响。

曲主任下达立停的口令，然后对每一个大组进行检查。这一检查可不得了，我和另外的几个人被口令叫出了队列，因为背包带子已经散架了，有的只能捧在手中。我们几个人在众目睽睽下展示，每个人的背包样式真是惨不忍睹，我的背包更够呛，只能用手捧着背包。这个时候我非常窘迫，恨不能找个地缝躲进去。

可是，在现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接受曲主任的训话。他用严厉的声调狠狠地批评我们，要求我们加强锻炼，尽快适应部队生活。

此后，足足有半个月的时间，每天熄灯以后，我蹲在蚊帐里练习打背包，一遍又一遍，终于熟练地掌握了要领，闭着眼睛也能把背包打好，总算过了这一关。此后的几次紧急集合训练，我再也没有出过洋相。

五十多年过去了，每逢与同学战友会面，都会不时地提起发生在板桥漆黑夜晚的往事，他们总会调侃、逗趣我，现场总会出现爽朗的笑声。

入伍教育的主题就是端正入伍动机，做好一辈子献身国防事业的准备。记得有许多首长给我们作报告，其中学院政治部主任蔡元农的报告最生动，他极力称赞“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精神，希望我们树立为党和为崇高革命事业牺牲的思想。

入伍教育的重点是迅速缩小我们老百姓与军人之间的差距。期间，在小组学习钟我们深刻反省自己的思想，详细写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和小传，挖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总之，整个教育进行得非常正规和正式。记得那时我们小组的组长是朱寅传，副组长是张济同。

记得入伍教育期间，学院组织我们到雨花台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新学员班自己创作了“雨花台颂”，是被人称为才子的钟章润创作，好像是姚仁隽领颂，我们集体朗诵。几十年过去，词的具体内容已经忘却，只记得最开头的“雨花台啊，雨花台”一句话了。

赴常熟下连锻炼四个月

一个月以后，入伍教育结束，几百个学员进行分系分班，其中一半人先下连队锻炼、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为期一年，第二年开始专业学习。当时，我们也没有太在意，谁先下去，谁先学习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好像几个人一起到面馆吃面条，面条上来了，谁先吃，谁晚吃算不了什么问题。可是，谁也没有料想到，我们这么一下去，竟然发生了中外教育史上罕见的学生考上了大学而没有上过什么专业课的怪像。

月，我们几百个学员奉命先下连队锻炼，部队是位于苏州常熟县军的某团。从南京到常熟路途不远，但年前交通不发达，要先坐火车到无锡，再在无锡火车站附近的内河码头坐小轮船去常熟，足足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到晚上天完全黑了才到常熟。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邻班姓金的同学在上岸时，因为视力差看不清踏板准确位置，连人带背包掉入了河里，幸亏当时天气不冷，又很快被拉上岸，但也虚惊了一场。当年，常熟诺大的一个县城，还没有柏油马路，不宽的道路用一块块石头铺成，路上也没有汽车。现在，常熟早就成为苏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经济发达是全国著名的百强县市。早些年我曾旧地重游，常熟城市扩大了好几倍，早就旧貌换新颜，一点也认不出当年的面貌了。

我和其他十余个同学被分在三营七连，基本上每个班都安排了一个。下连队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个月，但也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早上的出操、打靶、元旦前夜的紧急集合、联欢晚会、沙洲县拉练和在团部基建施工等。

部队的生活是极为紧张而有规律的，早上出操是必备的功夫，在营房旁边的一条公路上越野跑步，距离在5公里以上，背着背包挎着步枪，实在是够呛。领跑的连指导员精廋精廋的，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不苟言笑的使人生畏，战士私下告诉我，指导员曾是个“俘虏兵”。当然，参加革命不能分先后，算来解放战争参加革命也是离休干部待遇了。一开始操练，我的体力和耐力不行，跑了没多少路就上气不接下气，呼哧呼哧张大了嘴巴，因缺氧眼睛发黑，总是掉在最后，严重的时候还要吐酸水。一番折腾弄得人筋疲力尽，要难受一个上午。这样一次两次问题不大，但如果总是如此，那是绝对过不了关的。

为了帮助我过这个关，班长几次找我耐心地给我传授他的经验，这个班长好像是个南方人，叫什么名字已经忘记了。他告诉我，跑步时一定要掌握呼吸的节奏，要用鼻子呼吸，要均衡地吸两下呼两下，千万不能张开嘴用嘴巴呼吸。同时要注意脚步的节奏，紧紧跟上队伍，不要掉开。听了他的经验介绍，我试着跑了几次，有一点效果，加上平时注意身体素质锻炼，慢慢地我能跟上早操越野的速度了。同时，一个人意志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定要树立克服困难的意志和毅力。我在日记中写道“意志重于体力，当体力不支时，只有意志才能克服体力上的障碍。…..只要有坚强的意志，什么都不怕，说来最重要的是意志。”

打枪是每一个战士的基本功，连队专门为我们下连学员训练打靶，一百米的卧姿射击是最基本的训练。我的体力较差，又戴着一副眼镜，视力差，在参练的学员中，负责的训练官最担心我打不好，在训练中也对我特别严格，反复来纠正我的动作， 在我的枪上装一个光学仪器，可以检查我的射击准确度。我自己的自信心也不足，非常担心能不能及格。在平时的训练中，我能做到刻苦，克服各种困难，反复瞄准掌握射击要领。

我忐忑地参加了生平第一次百米实弹射击，屏着气，反复瞄准，扣响了扳机，等待报靶员的报靶数，“十环”，我不敢相信竟然第一枪命中了靶心。可能是心情有点放松，瞄准得不够细心，第二枪只中了9环；第三枪更糟，只中了8环，一枪比一枪差，最后的总成绩是三枪环，也算是“优秀”。接下来进行了手榴弹投弹训练，因手臂力不够，加上动作的准确度较差，手榴弹只得了及格，在实弹投掷中，我扔出了生平第一颗也是唯一的一颗手榴弹实弹，听着手榴弹在米开外爆炸的声音，好像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不久，我们连奉命到常熟城里的团部，完成一项基建任务。原来，团部为了安全起见，要在外围山坡上修建一段围墙。这座山不高，但坡度很陡，人站在山坡上有点慌兮兮。当时，部队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其中有一些有泥木匠等技艺。部队驻地那一排排由整齐平房组成的营房都是由战士自己修建的，设施虽简陋，但工程量也是挺大的。

连队中有技能的人承担砌墙抹灰等技术活，我们主要承担小工，把砂浆、砖块从山底下抬到半山坡上，每天的工作量也是挺大的。记得当时正好是宣传王杰同志先进事迹，报纸上、电台里每天都是宣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们的干劲也很足，虽然从没有干过这么重的活儿，但大家都干得很欢，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大喇叭里经常放革命歌曲，特别是那支“王杰同志好榜样……”优美动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全连指战员奋战下，砌墙的任务很快就按计划完成了，我们又回到十几里以外的驻地。

转眼元旦快到了，就在除夕的月日，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要在当天的晚上把部队拉出去进行急行军训练。阳历除夕晚餐提前吃饭，照例应该丰盛一些，可是由于战备训练命令来得非常突然，伙房只准备了一只咸菜汤和米饭，战士们在几分钟时间里就吃完饭，急匆匆地背起背包和抢去集合。连长和指导员进行简短的动员后，部队就出发了。

这次训练是在常熟城郊的虞山上进行，虞山山体虽然不高，地势也不是很险要，但在漆黑的夜晚进行急行军训练，对我们而言也不是很容易的事。班长关照我们一定要紧跟队伍，不要拉后。天色渐渐暗下来，队伍一直在山道上盘旋前进，天上闪着无数星星，也能隐隐约约望见常熟城里的万家灯火，虽是阳历年，但毕竟也是过年嘛。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不能休息，还要在山上艰苦地行军。我的心中也充满了一点激情和自豪，因为这是保卫祖国的具体行动。一直到半夜时分，队伍才回到营房，好在元旦的白天可以休息。

转眼下连3个月过去了，年的春节快来到了，连队决定开一个春节联欢晚会，下任务让我们十几个学员组织筹备。我们这些人中只有二、三个人有点文艺天赋和表演能力，大多还是像我这样缺乏文艺细胞和表演才能。但既然连队信得过我们，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干好，把晚会办得有模有样。张钰林同学是杭州人，杭州十二中毕业，参加过杭州市中学生文艺表演，跳舞跳得很好，就由他当台柱子，发动大家动脑子想办法出主意，总之要群策群力。当时，北京舞台刚刚演出过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的一些歌曲也会唱。于是，我们决定排演一台小型的歌曲联唱，选取了东方红中一些曲目，比如《井冈山》、《自有后来人》、《长征》等等，每首歌前都配诗朗诵，虽然没有伴奏，但把它们穿起来以后，效果也还不错。

此外，根据张钰林的回忆排演了小组唱《就要你的五好光荣花》，因为没有女的参与，因地制宜全部改成了男的，我扮演了老爹爹的角色，张钰林男扮女装演老奶奶，徐大桩扮参军的小伙子，张济同扮大哥，张吉贤和张富岳因个子小演了小弟弟的角色。这支歌曲调欢快，朗朗上口，动作诙谐，效果很好。其中再穿插了诗朗诵、独唱等形式。当时，抗美援越的氛围很浓，正好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有一个活报剧的剧本，就决定排一出活报剧作为压轴戏。排这出戏的难度较大，剧中有一个女秘书的角色，我们全是男的，怎么解决，张钰林同学有经验，他扮演了这个角色，没有裙子，就穿上大号的军裤，用两只手把裤子两边拉开，好像是飘逸的裙子。

扮演美国驻越南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原来是连队一个姓高的文艺骨干，戏排了一半， 这个小伙子突然闹思想情绪撂挑子不干了，怎么劝都不听。缺了一个主角，这个戏就要半途而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竟然自告奋勇要求接过这副担子，花了一番功夫把台词统统背熟，动作和说话还虚心向同学学习请教，好在参演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人，大家配合默契，终于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排出了这个剧。

除夕晚，全连开了一场热烈的迎新晚会，我们按计划演出了精心准备的节目，每一个人都进入角色，演好每一个节目。歌曲联唱、小组表演唱、活报剧等节目都得到全连官兵的赞赏和欢迎，在这个春节晚会上，我竟然超常发挥，表演了五个节目。小组唱《就要你的五好光荣花》得到战士们的喜爱，后来还在大操场举行的全营文娱晚会上为全营官兵表演，也得到好评。

联欢会开得很成功，一边台上演戏，一边台下在演出间隙还以各排为单位进行拉歌，气氛相当热烈。记得那时吃饭前都要集队唱歌，最喜欢唱的是一支只有四句话的歌，“打虎要有枪，打狼要有棒，消灭侵略者，人民一定要武装”，简短省事，干脆利落，正合我们肚子饿了要吃饭的迫切心情。拉歌时，比的不是谁唱得好、唱得准，而是谁唱得响、唱得整齐。

接下来足足有二十天左右，我们所在的营拉出去进行冬季拉练，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除了背包外，每人还要带米袋驮上一点大米。队伍是在晚上出发，在夜色中匆匆行军，为了能看清前面的人，手臂上缠一块白毛巾，走了足足有一个晚上，第二天抵达拉练的集训地沙洲县。沙洲县是长江泥沙冲积形成的，以种棉花为主，当时建县不久，比较贫穷，民风醇厚。改革开放后，沙洲县发展飞速，卫生和精神文明工作搞得好，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张家港市，上世纪年代末，我曾经到过那里，确实是面貌焕然一新了，没有过去的一点影子了。

在沙洲县，我们以班为单位住在老百姓家中，就在每家的堂屋中用稻草铺成地铺，一班人挨着放上背包，每人只有小小的一个地盘，开会也坐在地铺上。

白天我们在农闲的地里搞战术训练，练单兵技术，比如在地上匍匐前进，在障碍物后面隐蔽等等，有时进行拼刺刀训练。当时为了适应援越抗美的需要，还学了十几句越南话，什么“农机叫农鸡”，就是同志你好，什么“钟队拉包毛主迪”，就是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意思等等。

在驻地，我们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为房东扫地，打扫卫生，承担挑水等活儿，还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当地是棉花产地，田地里有大片的棉地，妇女们头上都扎着花毛巾采棉花。部队还发扬了是宣传队的作用，晚上空余时间组织了文娱联欢会，挑选了几个精彩的节目在联欢会上表演，张钰林同学的一只少数民族独舞受到农民的欢迎，舞蹈中有大段旋转的动作，难度很大，张钰林表演得潇洒自如，动作优美。只是缺少伴舞，有点单调。

冬季拉练很快结束了，我们又徒步回到了营地。不久，我们恋恋不舍与战士们告别回南京。行前，战士们送了我们照片、笔记本等礼物留念。在我们一行同学中，数张钰林的人缘最好，又有较高的文艺才能，收到了一大搂的小礼物，同学们都和他打趣说笑。

到安徽贵池皖南山区搞四清半年

结束下连当兵锻炼回到南京，为了准备马上要下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集中学习了半个多月，主要是有关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如十六条，也有以前的一些文件。在关于四清的问题上，当时就可以感受到党内的一些分歧，实质上是文化革命的前奏。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把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作为运动的重点，明确规定了抓阶级斗争。我当时年青，根本不了解其中的深意，但随着以后时态的演进而逐步了解。作为年轻的四清工作队员，我决心到农村广阔天地好好锻炼，增长自己的社会经验和知识，为进入社会做好准备。

过好春节，大概是年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西北风凛冽，天气很冷。我们在南京下关中山码头坐长江轮去贵池，当时长江水运是东西向的交通大动脉，到九江、武汉、宜昌、重庆等城市都是坐轮船。轮船原计划是下午出发的，因天气不佳，推迟到晚上9点我们从学院出发，又在中山码头足足等了2个多小时，才上了民权号轮船，到夜里1点轮船才起锚出发。

上船安顿好以后，我迎着凛冽的寒风向两岸眺望，只见长江水滚滚向东流去，看着大江南岸南京城星星点点的万家灯火，眨着眼睛好像在向我们笑，我的心情也像长江翻滚的浪花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们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承担起一番责任，心中既有那么一点自豪，又有那么一点悲壮。第二天清晨，曙光刚从东方露头，太阳光渐渐射进船舱，我起床往船舱外走去，长江上美丽的景色深深吸引了我。看着长江滚滚的流水，心中十分欢畅，填了一首词：

浪淘沙 长江

滔滔长江水，

滚滚向前。

一泻千里入东海，

哺育良田千万亩，

威力无边。

舟行逆水中，

不进则退！

踢开障碍往前行，

激起浪花几尺余，

勇往直前。

因为从南京到贵池是长江逆水而行，所以就有了这一番感慨，也表达了自己克服困难搞好四清的决心。

我们搞“四清”的地方是皖南山区的贵池，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当时十分贫困。贵池就是现在的池州，是安徽省的一个地级市。说起贵池，也许大家比较陌生，但说起唐朝诗人杜牧的一首非常著名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大家就会很熟悉了。杏花村就是贵池的一个著名景点，但当时我们竟浑然不知。长久以来，我想当然地以为杏花村是山西的地方，是汾酒的名牌，因为当年那首著名的“人说山西风光好”的歌里就唱道“杏花村里杏花香……”。

贵池还因为南宋岳飞的一首诗而闻名，诗中赞扬贵池“好山好水观未足，马蹄催趁月明归”，特别是前面那句“好山好水观未足”，当我后来亲身领略了贵池山区旖旎的风光后，深刻体会到岳飞大将军所言不虚。

我们乘坐的轮船第二天下午3点抵达贵池的池口码头，几百号人在贵池城关镇的国营茶厂大仓库里借宿了一晚，我们一到茶厂放下背包就去打扫厂区，没多久整个厂区卫生面貌焕然一新。茶厂工人贴出“向解放军学习”大幅标语。整个厂区透着浓郁的红茶茶香，此前我从来没有喝过红茶，生平第一次品尝了红茶的茶香，与杭州的绿茶相比，确实大相径庭。开始觉得红茶味道不错，但是以后还是觉得绿茶地道、清口、醇香。当天晚上，我们观看了当地安庆京剧团演出的“红嫂”，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第二天一早，工作队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打扫池口镇街道，经过几个小时的奋力清扫，把池口镇的一条主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为此，我还有感而发，赶时髦地填了十六字令三首曰：

扫，

奋力扫垃圾，

别留情，

地上无灰尘。

扫，

扫除害人虫，

驱乌云，

红日照大地。

扫，

清除旧思想，

换新貌，

誓做接班人。

第三天清早，我们按照分工的地点乘坐汽车分别前往位于县域西南部的高坦公社和珍溪公社，我们学校负责这两个公社的社教运动，我所在的是珍溪公社斗溪大队新桥生产队，青年教员黄富民，刚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来校任教，风华正茂的他和我共同负责这个队的四清工作，他的阅历比我深，当然由他负主责。

珍溪是一个交通极为闭塞的山区，不通公路，没有电，也没有电话，与高坦公社隔着一条秋浦河。汽车只能到高坦，我们背着背包等行李沿着秋浦河的小路走，在一个渡口坐手划小渡船到对面的珍溪公社斗溪大队的地界，然后走上分到半小时，各人才能到达各自所在的生产队。为了便于工作，以三个生产队为一个片，设立了一个片长，可以及时指导各个生产队的四清工作。我们新桥、江边和小岭三个生产队为一个片。

看着秋浦河的河水静静地流淌，那河水碧蓝碧蓝的，远远胜过城市里游泳池里的一泓碧水，小鱼在河中自在地游弋，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清澈的河水。就算以后出去在全国各地也游历了一些风景名胜，但我仍坚信，秋浦河的河水是最最清澈的。可惜我没有到过四川的九寨沟，不能将两者的水进行一番比较。但世界上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心目中认定的东西总是最最好的。其实，后来我才知道，秋浦河确实是一条有名的河流，唐朝的诗仙李白曾写下闻名遐迩的组诗“秋浦歌”赞美了这个美景。秋浦河是从邻近的石台县深山区为源头流出，纳众流蜿蜒而来，碧水清流，宛若仙境。虽然，我身处这个深山的穷乡僻壤，但深深为这个绮丽的自然风光而折服。当时，我就十分超前地想，这个地方以后肯定能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看来不能实现的梦想。

新桥，顾名思义是一座新的桥，确实，新桥村的中间横卧着一条清澈的小溪，不知什么名，可能就叫斗溪吧，把小村分成东西两块，小溪由北向南流淌。斗溪大队是一个被四面群山包围的盆地，新桥坐落在南面，背后有一座山，秋浦河在新桥的南面，可能由于地势的关系，小溪是由南向北流向秋浦河。潺潺的小溪在村中流淌，为全村人提供了清洁的优质水源，也为农田灌溉提供了水源。小溪上架着一座小桥，是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板桥，看年头已经久远了。可以想见，月色下的新桥沉浸在静谧之中，会显得那样古朴宁静，一幅浓浓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活脱脱是某个古代著名画家笔下的模样。多少年来，一读到“小桥流水人家”的诗句，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必定就是那个新桥村，一个让我魂牵梦萦的皖南小村落。

当晚在新桥生产队，我们住在一个名字叫吴志祥的贫农家中，这家人家在当地算是条件较好，房子虽然也是土坯房，但在村的中心位置，便于召集会议和来访。户主吴大伯五十几岁，有2个儿子，与儿子一起做裁缝，每天走东家串西家，工钱按天数算，虽然够不上丰厚，但在当时农村普遍贫穷的经济条件下算是好的了。大儿子吴柯云二十几岁，有一点文化和头脑，后来成为生产队的建党对象。吴大伯见多识广，在村中也有一定威信。我和老黄就住在堂屋的侧房里，睡的是用砖头砌成的床，上面铺着稻草。房间里除了两张床，有一张小桌子没有凳子，坐就坐床上。我们晚上点着小油灯看书、谈天，感到还蛮有情趣。

我们吃饭是吃派饭，每天交4毛几分钱和规定的粮票，我们是全国粮票蛮受欢迎。我们从吴大伯家开始，轮流在生产队内各家成分好的人家吃，每次一周，一周一周轮下来，除了地主家是万万不能去的，还有几家赤贫，家中有痴呆人，自己吃饭都成问题，就免了。到谁家吃饭好像是一种政治待遇，都非常在意。

那个下台的队长，开始我们始终没有去吃饭，他非常惶惑和忐忑，后来基本上确定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就去他家吃派饭，他心中的一块石头才放下。当时，工作队对吃饭做了严格的规定，不管吃饱没吃饱，只能盛一碗，硬性规定不能吃第二碗。当时，我们年轻胃口好，根本吃不饱，但规定不能违反，那里没有商店买饼干之类的东西，饿了也只能挺着。当地因经济落后，习惯上只吃二顿饭，早上9点左右吃早餐，饭后出工干活，到下午4点左右就收工了，吃第二餐饭。佐餐的菜主要是放了辣椒的咸菜，烧一只鸡蛋做的荷包蛋或蒸的蛋羹就是很好的了，还有自家种的蔬菜之类。

猪肉平时是看不见的，只有到节日才杀猪分肉，我们曾在那里过了一个端午节，很是热闹，人人穿上新衣裳，家家户户分到队里杀猪分得的猪肉，蒸了大馍馍，大家都兴高采烈。当地，水产是看不到的，更没有海鲜。因此，那里患大脖子的人很多，还有很多呆子，这与饮食中缺乏碘有关系。

说起吃饭的事，有二件插曲值得一提，大约是下乡有一半时间的一次，工作队在高坦公社举行队员会议，吃饭时每人为一个小组，用一个大脸盆盛了满满的一盆红烧肉，这是世界上最最美味的猪肉，大家一哄而上用筷子夹肉吃，不一会功夫竟然将这满满的一脸盆红烧肉统统消灭干净。另外一次，在珍溪公社开三级干部会议，可就惨了，事先也没有通知我们要带菜，到了那里才知道菜要自带，我什么也没有带，当地又买不到东西。整整有几天的工夫，每到吃饭的时候是我受难的时候，只有白饭没有菜，只能厚着脸皮向同学匀一些咸菜之类的充饥，真是度日如年啊。

工作队的工作按部就班，我们常在斗溪大队大队部开会布置工作，按照动员阶段、批斗阶段和善后阶段的工作侧重，步步推进。我所在的新桥生产队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共有二十几户人家，大多是贫下中农，有一、二户中农，一户地主。生产队里没有党员，所谓的当权派只有一个上任不久的队长和一个早先下台的队长，群众对已下台的那个队长有较多的意见。刚开始来我们这里反映问题的贫下中农不少，我们也似乎感到问题严重，但不能定性。

第一阶段，我们主要是根据十六条等文件进行宣讲，每天晚上在我们的住地，召开全村大会，我和老黄分别进行宣讲和动员。当时没有电灯，点着一盏汽灯，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青壮年参会率较高，我认真备好课，为群众宣讲二十三条、十六条和党的有关政策，尽可能按群众能听懂的语言宣讲，在那里几个月我还学习当地的方言。农民们亲切称呼我老姚，这其实是为了表达对人的尊重。想想真的很有意思，我十几岁就成了老姚了，一直叫到老。

宣讲文件持续了一个月左右，运动进入深入阶段，成立了新桥生产队贫农协会，成立那天非常隆重，第一批成员戴上大红花，个个脸上笑容面面，第二批有个贫农加入贫协，在“贫农下中农一条心”的歌声中，由小学生给他们戴上大红花。为此，我编了一首儿歌，“贫协会真正好，个个贫农心欢笑，组织起来力量大，牛鬼蛇神害了怕。贫下中农一条心，组织起来对敌人。我们人小志可大，争取长大入贫协！”。接下来就是要开展对四类分子的斗争，同时对生产队的账目和仓库进行清查，查找四不清的漏洞，以便开展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斗争。为此，生产队成立了专门的清经济小组，清查仓库。

新桥生产队的人员构成情况比较简单，四类分子就一个地主分子，此人在日常表现还算本分，群众也没有多大的仇恨。于是，按照工作队的布置由贫农协会主持开了一次小型的批斗会，对这个名叫朱光国的地主分子进行了一般性的斗争，发言者说的内容泛泛，基本上没有上纲上线的东西，很快就算过关了。群众对已故的老地主-朱光国的父亲的仇恨较深。

为查账，我打了好几天算盘，虽说也非常上心，想从中查出一些问题。但说老实话，我和老黄都不是专业会计，从账面上也查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名堂，一个小小的穷生产队也没有多少资金，最终查出来的都是一些小问题，只是以后加以改进的东西而已。查账后基本确认，先前下台的队长没有大问题，于是在会议上向大家说明，消除群众的疑虑。

我们在四清运动中，执行了稳妥的、平稳的路线，没有搞大轰大翁的一套，实事求是地处理当地农村的矛盾，因此，也没有什么后遗症留下。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运动的后期，应该说做了一些实事，根据党的政策，力所能及地解决一些问题，对当地的成分划分进行了甄别，把原来的佃中农成分重新细分，分出了下中农，扩大了阶级队伍。再比如地主分子朱光国的老婆是解放前三年才娶过来的，我们按照政策根据她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重新确定其成分，我几次步行到她的娘家了解取证，确定将其本人的成分改为贫农。这个改动对这个家庭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说是很有用的。在调查中，我克服了很多困难，冒着大雨，走几十里的山路，到高坦的叫湾团的一个地方去，行前“雷声轰鸣，长空白光闪，倾盆大雨从天降。”，我还是毅然地 “岂管风吹雨打，冒雨顶风出发”。在调查中还碰了许多钉子，但我丝毫没有退缩，终于取到了旁证。

当时，我和老黄都不是党员，还商讨确定了这个生产队的建党发展对象，向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提出建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主要是组织生产队的学习，当时全国已经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我们以青年人为重点开展学习。我托人从城里买了一些《故事会》之类的杂志，通过给青年讲故事，教唱歌曲，积极开展青年群众的工作。生产队没有黑板，我们自己动手做了几块小的黑板，没有黑漆，居然因陋就简用墨汁代替，在上面也可以书写毛主席语录。在我们的努力下，这个偏僻山区的小村庄也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为了办一个文化室，为这里留下一个永远不走的工作队，我们和青年们商议发动大家出力，于是决定上山砍柴筹钱。青年们热情很高，很快抽时间到山上砍了不少柴火，定了一个天好的日子，我们一齐挑着柴担到高坦镇上去卖。那天，我跟着一众青年人，我挑着八十斤重的柴担，虽比不上他们，对我来说分量已经不轻，因为还要走好几里地的崎岖山路。走到半路，担子压弯了腰，人感到很疲乏，仍坚持跟上。因为，我知道一个勇于锻炼自己的人，才能成钢，懦夫只能眼看着别人高飞，而自己望尘莫及。我们这里的青年工作做得还是较好的。

在运动后期，因为小岭队的村子大，情况更复杂，光地主分子就有4个，社教的工作量大。工作队把我抽到那里协助庄宝林同学和老郑他们一起开展工作，同时还要兼管新桥队的工作。在小岭村，我参与了对地主分子的审查以及开展青年工作，也参加小岭村的劳动。

四清期间，我们整天在村里，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地和贫下中农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插秧、抗旱踩水车、采茶、加工红茶等农活全部干过。有一次插秧，下着倾盆大雨，我把雨衣让给了没有蓑衣的队长，自己淋着雨，全身湿透，社员们都叫我先回去，我执意不肯，看着一个个干劲冲天，我也受到感染。一边插秧，一边唱着“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下功夫…”，一直坚持到把秧插完。当夜，我在日记中写道，“大雨倾盆下，冷得真够呛，只因心里有杆枪，迎着风雨把秧插”。

南方水田里蚂蝗很多，有时好几根蚂蝗盯在我的小腿上，盯得鲜血直淌。这时可千万不能用手拉，而是要用力在腿上拍，把蚂蝗震下来。为蚂蝗叮咬，我还浪漫地赋诗一首为证：

赤日炎炎照碧野，曲身淌汗在田间，

蚂蝗可憎吸人血，殷红鲜血滋壮苗。

先烈洒血打江山，我流鲜血驱穷白，

鲜血“灌溉”万顷田，绣成锦绣好天地。

我和农民们一起上山采集当地的一种山草，作为稻田的基肥，这个活儿是很累的，要爬到很高的山上，在荆棘丛中去采集，手上常被划破出血。气喘吁吁爬到山顶，看看草很多，割下去似乎又没有啥，真是眼看遍地是，一抓一场空。农民半天能割六、七十斤，我只能割三十几斤。当天夜晚，我写了一首“挎草歌”，现在来看也还比较押韵、上口：

挎草歌

头戴绿军帽， 手持大茅刀，

汗珠往下淌，登临高山岗。

抬眼一观望，满山闪金光，

遍地是山草，颗颗向我笑。

山草是个宝，丰产少不了，

欲叫粮满仓，令它立功劳。

今天我挎草，秋后粮山高。

歌声一阵阵，笑声一串串，

彼伏此又起，劳动赞歌唱。

还有一次，我和大家一起到山上烧荒，每人都带着事先准备的包谷饼，因为在山上要一整天。这种方式说白了就是非常原始的刀耕火种，现在看来这是破坏生态的蠢办法和野蛮的耕作，就是圈定一块山地后，把所有的植被全砍光，然后一把火烧掉。几天后，在这块山地上种上包谷之类的耐旱粮食植物，秋后再上山去收。当时，我心里虽然想，这是不好的，但也没有能力去阻止他们的行为，因为肚皮吃饱的事啊实在是件大事。新桥生产队是个低产队，可耕田较少，当时社员的平均口粮只有斤，每当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季节，许多社员家中都十分拮据。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就有了这个开荒。其实，开荒的活是非常累人的，因为山地十分硬，土中有许多树根、硬石头，稍干一会，手上就打了血泡。社员们唱着山歌，挥臂猛干三天，开出了一片山地，种上了包谷等杂粮作物。

在新桥，我干了许多农活，挑粪、拾牛粪、采茶、踩水车、挑担走山路，和那个年头插队的知青相比，除了时间较短和经济与思想压力小以外，其它方面几乎可以PK一下的。挑粪这活儿在农村也是算一项重活，因为不仅分量重，臭味熏天，还要爬坡走山路，我去实践了几次，还写下了一首题为挑粪的诗：

挑粪

百斤重担压在肩，两腿飞快人矫健，

铁肩并非天生来，全靠平时苦锻炼。

山村生活确实单调乏味，没有丰富的文化娱乐，没有电影戏剧，也借不到小说。业余生活怎么度过，我喜欢到秋浦河边独自欣赏风景，最喜欢到江边生产队，一座山绕着秋浦河水转，在峭壁下有一条人工开凿的步行道，沿着这条羊肠小道慢慢走，一边欣赏脚下清澈见底的秋浦河，一边远眺对面青山上葱绿的树林，确实令人赏心悦目。慢悠悠地走上半小时可以走到隔壁的江边村，一边走，一边可以体味“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真是令人流连忘返。在我们这个片的三个村子中就数江边村风景最美，整个村子背靠高山，村前流淌着秀丽的秋浦河，景色迷人的秋浦河令我百看不厌。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对江村做了一番描述：“金黄色的田野里，油菜花香气扑鼻，远处群山烟雾缭绕，巍然屹立。山上葱绿一片，喜鹊在蓝天飞翔，一群群可爱的野鸭，有的在水中嬉戏，有的在空中飞翔，多么美丽的山村啊！啊，春天又来到了。”

晚上，我们在油灯下学习或备课，我还学着写了几十首诗词，这是我一生中写诗词最多的一个阶段。虽说格律不符，又不懂平仄规律，高中也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但不管怎样总还有那么一点激情和诗词的感觉。记得初中有一次做作文，我写了一首现代诗，课堂讲评时，我费劲构思的诗被语文老师称之为是“散文的分行排列”，从此对诗词就有所敬畏，不敢轻易写诗。黄教员不仅有渊博的历史知识，他的美术功底很好，喜欢画一些画和素描，有一次在我的本子上用圆珠笔为我画了一张头像，画得很像。后来，我们发现当地的竹子很多，有些废弃的竹子可以做成小工艺品，于是请当地的木匠把竹筒简单加工一下，就成了笔筒。黄教员在笔筒上画上一些国画，有山水的，有“红岩上红梅花开”的花样，画好后用桐油涂上一层，就成了一只精致的小工艺品。我很喜欢，后来还带回了几只留作纪念。

年7月初，在离开计划结束四清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去县城的单位，进行文化革命运动。离村前几日，村里的人们一个个都默默地看着我，一双双眼睛都含着依依不舍的神情，确实，我和这个小山村的群众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离别前的那个晚上，生产队副队长张孟洲等人深夜点前来道别，他流着泪紧紧握着我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最后从嘴里挤出一句话“我们以后记得你”，让我深受感动。张孟洲家十分贫困，家里有老母和一个呆子的弟弟，老婆身体也不好，生活的担子全压在他的身上。有一次，我看到他家中实在困难，家徒四壁一家人连饭都要断顿了，就接济了他斤粮票和1元多钱，够买斤大米，让他解了燃眉之急，因为当时我自己也只有每月7元钱的津贴，对此，他是非常感激的，一直记在心中。离开小山村的那天清晨，我背着背包，拿着不多的行装与乡亲们告别。虽没有十送红军那样的宏伟场面，但乡亲们真挚的感情还是令我感动和难忘。他们一个个站在门口热情相送，有的还流着眼泪，我的双眼也潮湿了，都不敢正视他们。突然间在门口燃起了鞭炮，多么真挚而隆重的欢送场景，真的令我感动万分。吴柯云、张孟洲、卢传早等人一直把我送到秋浦河的河边，船到了对岸，他们还站在那里恋恋不舍地向我招手。事后，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短诗词记录了这段令人难忘的场景：

离别

东方露白，

霞光射四方，

含笑告别众乡亲，

阵阵心浪高昂。

鞭炮声声相送，

眼睛双双放光。

阶级感情如山，

久久激动我心。

到了贵池县城，十分凑巧，和我一起工作的是非常熟悉的张钰林同学，而且两人志趣相投。我们分配的单位是一家国营旅店和小饭馆，地点在离城中心有几里路的池口，这里靠近长江航运码头，每天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旅馆的负责人是一个转业军人，人瘦瘦的，作风正派。单位虽小，但人员也比较复杂，其中有一个中年妇女，据说是原江苏省委书记、后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并逃到美国的许家屯的姐姐，许家屯搞地下工作时曾得到过她的帮助。

当时，文革刚刚在全国兴起，还没有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也不知道文化革命该如何进行，反正也就是跟着报纸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同时，针对本单位的情况进行批判，如这个旅店有一个经理，业务水平较高，有资本主义经营观念，如利润挂帅等，受到群众的一些批评。因此，针对这个人也开过几次会，由群众代表帮助提高认识，至于效果如何谁也不知道。

这一个月时间，我们的生活倒是相当悠闲，常常可以到长江边看看过往的大轮船。白天也有时间学习，那个时段我们豪情满怀精力充沛，因此在我的本子上留下了许多长诗，有“刘英俊颂歌”、“八一战歌”、“山乡新歌”，篇幅都不短，其中“山乡新歌”最能表达我对山区小村的情感，

秀丽的秋浦河啊，

碧绿碧绿惹人恋，

潺潺的清水流啊直下长江；

看，微风轻轻吹拂，

好似抚摸着田野的绿发。

一朵朵不知名字的山花，

在金色的阳光下阵阵飘香。

一幅俊秀的山村画图，

活灵灵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有时我们为了争论一个字的读音而相持不下，于是干脆走了近十里路到城里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新华词典作为评判的依据。我们还学着写词作曲，张钰林根据杂志上刊登的一首词，为之谱了曲，唱起来也像那么一回事。“千把钥匙，万把钥匙，毛泽东思想是把金钥匙。它能打开天的门，它能打开地的门，它能打开人民思想的门，它能打开革命新时代的门…..”

这一年的8月日，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当地连续几天最高气温达到度。清晨，我们披着朝霞，登上长江轮返程。一大早，池州地委第一书记傅团、贵池县高县长、施部长和池州军分区王副司令以及其他领导都赶来送行，我所在那个单位的支部书记刘福来等干部也来为我和张钰林送行，半夜二点多就赶到码头，在那里足足等了四个多小时，真是令人感动。轮船起锚了，但船上、陆上不断鼓掌、招手，直到轮船离得很远了，还是不肯离去。我用一首词记录了这次令人难忘的场景。

清平乐 离别

朝阳红霞，

大轮笛声鸣。

相处数月结友情，

思潮澎湃如潮。

掌声、寄语、欢叫，

难尽心头话音，

今日凯旋回宁，

投入新的战斗。

我们乘轮船抵达芜湖，在芜湖转乘火车直接到学院所在地的一个叫古雄的火车站。第二天晚上十点多，列车抵达古雄站，院首长和全院教职员工一起到车站迎接。我们的心头充满了一阵阵激动的热浪，比火炉南京的温度还要高，我们回到了阔别半年之久的南京城。

文革乱局后被下放连队

回到学院，本来嘛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专业学习之中，可是“文革”一阵风打乱了我们按部就班的步伐，全国都是停课闹革命，什么大串联啊、抄家、游街示众、揪斗走资派啊，甚至出现武斗等乱局。刚从农村回来的我们，思想根本跟不上趟，学院里正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具体情况，只能在旁边瞧瞧。看看大字报，议论议论而已。逐渐稍熟悉了学院的情况，而且已经出现了不同思想、不同观点的交锋，在院党委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于是我们也逐渐参与讨论与交锋，写大字报辩论等。

我和观点相近的秦道友同学、张钰林同学就某一个问题写了一张大字报，在署名时，突发奇想还是取个化名吧，以便不会显得那么张扬。于是，我提议以山字旁，每人选取一个字，然后合成一个化名，我选了一个“峻”，因为在中学时读过峻青的散文，对这个“峻”字有了一点好感，好像按时下的说法有一点“酷”。张钰林选了“屹”，秦道友则选了“峰”，合成了一个“峻峰屹”化名。后来，在文革改名风潮中，我索性赶了一回时髦将名字改成了单名“峻”，现在看来还是老名字实在，象征着茂盛，而一个“峻”字着实让我经历了严峻，生活的道路总不是那么平坦。难怪现在有许多人取名要花大钱请人取，取一个好名字也许可以使人一辈子顺顺当当，享受人生。

年9月中旬，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国重点军校的全体学生分批集体去一趟北京。9月日下午我们在南京下关码头摆渡去北岸的浦口车站上火车，因为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通车。次日下午7时，列车抵达北京丰台车站，总参首长亲自迎接我们并致欢迎词，主要讲了这次来京的意义。我们住在北京的解放军测绘学院，与兄弟院校进行了一番交流。此后连续参观了北大、清大、北京石油学院等地方院校，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游览了颐和园、中山公园等，还去了团中央、中宣部等机关。这一年的国庆节，我们是在北京度过的，军事院校的全体来京师生参加了建国十七周年的庆典。

半夜一点半，我们就去了天安门广场，这次庆典据说有万人参加。我们的任务是坐在广场上举花，根据信号变换颜色，组成不同的背景。我们能看到毛主席招手致意的轮廓。我们在烈阳下晒了大半天，到下午2点以后游行结束，坐在广场上的人群一齐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涌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希望能看清毛主席，但因为距离还是较远，只能隐隐约约见到老人家招手的轮廓。印象深刻的是，游行活动结束时，环卫工人扫地，扫拢来的鞋子、眼镜、帽子等物品足足有一人多高。天安门广场上那个热烈的场面确实令我终身难忘，晚上我们还在广场上参加了联谊活动，观看了当时最好的烟火，火树银花照亮了北京城的天空。庆典后回到驻地，我在日记上填了一首词记录这次令我难忘的国庆庆典：

红旗高擎，

人山旗海歌声亮。

万众欢腾，

齐唱领袖毛泽东。

千言万语，

难述心头激动情。

异口同声，

万岁万岁毛泽东！

月5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全国军校来京学员大会，中央首长出席并讲话。月日，我们回到了南京。

我暂时也不决定参加什么组织，还是先出去见见世面吧！于是，在月日，我跟几个观点相近的同学张钰林、秦道友、胡有根，由一位稍年长的毕业留校参加运动的老学员赵紱带队，一起坐长江轮船去武汉，在轮船上我们睡在大通铺地上。主动搞卫生，还和青年学生一起为旅客表演节目。然后又在长沙、南昌、福州、杭州、上海等地转了一个小圈，时间有一个月左右，我趁机回了一趟杭州家中，从而亲身体味了那史无前例的拥挤的交通，火车里连行李架、座位底下都睡满了人，真是非人所想。这次串联，对我来讲更像是一次红色旅行，参观了所到之处的革命圣地，长了见识。在武汉大学看大字报时凑巧碰见高中李振中同学，交谈了一会儿。在长沙橘子洲头漫步，体会毛主席写的诗词的意境，我也学着写了一首，称：

湘江滚滚北流去，太阳喷薄东方出，

革命浪潮遍地起，千里江山尽朝晖。

又到韶山参观了老人家的旧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月的湖南会如此寒冷，我们是坐着敞篷的汽车去的，路途相当颠簸，在韶山为了在语录上盖上纪念印章，竟会在寒风中苦苦排队等待好几个小时，就像是当下的追星粉丝，给我留下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记。在南昌参观了八一纪念馆和烈士纪念堂，耐心而虔诚地抄录了许多烈士诗抄。在杭州参观蔡永祥纪念馆，在上海则参观了著名的一大会址纪念馆，总之这样一圈下来，让我经受了一次传统教育，大长了见识。月日我们结束串联回到学院参加运动。

“五福楼”往事

在文革乱局中，作为青年的我们，很难独善其身不参加任何组织，因为这场运动毕竟是由伟人发动的，当时谁会料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竟然是一场浩劫！我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应该说比较被动地参加了其中的一个群众组织，参与了其中一些面上活动，如批判会、写批判材料等，但坚守了一些底线，比如不打人，不参与武斗等等。此后的二年间，进入了冗长、沉闷的派性持久战，无休止的争斗，无趣乏味。人的精神状态也逐渐麻痹，对派性争斗失去了兴趣，很多人索性成了逍遥派，有一些人乘机回家休长假。我们住宿的宿舍楼被同学命名为牡丹江“五福楼”，这个名称当然来自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与土匪的一段对话，每个人成了楼员。

在“五福楼”中，为打发时间，自己找一些事情，如学骑自行车、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操场上学会了骑自行车。学手枪瞄准，有的跟着录音学京剧样板戏、唱长征组歌等，可惜我那时没有英语基础，连发音都没有学过，无法自学英语。现在看来，在无为之中虚度了人生当中最最宝贵的年华，这2年是能抵得过以后年甚至是年的童子功年代，错过了这个时段，以后花再多的功夫也难以弥补啊！

在此期间，还有一件事也令我印象深刻，那个时候半夜里紧急起来传达最新指示是常事，有一次半夜起来传达一个特大喜讯，宣称毛主席能活岁，而且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我嘴上万万不能吭声，但心里是煞煞清的，因为记得高中时我们就学过，每个人的细胞是在不断生长和死亡的，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怎么能每一个细胞都健康呢？还有一件趣事是半夜里看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倒使我看到了久违的古装故事片，批判归批判，先饱了眼福也是一件乐事。

年1月日，天气非常严寒，我们在无所事事的境地中，感到无聊、无趣、无助！当时正好党中央提倡步行串联，于是，我们八个同学组织了一支短途的步行队伍，目的地就在离开我们学校很近的安徽马鞍山，大家雷厉风行，说走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这次短征，算是我们为今后去长征的预习，目的是去熟悉社会、熟悉生活、熟悉劳动。行程虽短，距离只有里，但也不是那么轻松。开始还算顺利，到后来就不是那么轻松了，脚上打泡了，走起来很痛，同学们兴致挺高，一路上队伍整齐，还唱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鼓舞士气，里路走了差不多一天，到傍晚就到达了马鞍山市。寻找接待单位住下，第二天把马鞍山钢铁厂参观了一遍，好像到附近的一个名胜采石矶也去看了一下后就返回学校。

在这支短途的串联行军中，我们这8个同学当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出了一个少将，王海棠同学后一直在军队工作，官至江苏省军区副司令，现在是全国知名的军旅书法家。

昙花一现的复课闹革命

到了大概年的年中，人民日报等报刊刊登了许多大学学生要求复课闹革命的报道，我们也极力希望学校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复课闹革命，终于等来了久违的进教室读书。由于准备工作比较仓促，老的教材弃用了，新的教材没有，没有教材也要学习，好在只是起步阶段，不需要什么材料，从个字母起步，学习音标和发音。

为了学习音标，老师教一些在当时颇具政治色彩的语句，如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四个伟大和毛主席的一些语录等，记得授课的教师许多是刚从牛棚中出来，都战战兢兢，唯恐有什么闪失。其中有一位女教师很敬业，教得很用心，在教音标时，总是用很夸张的口型耐心地教我们发音，打好基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子教员，大冬天总是把两只手缩在袖子里，机械地用手一顿一顿地念叨着“Quotationgs from Chairman　Mao”,为几个同学领读，清水鼻涕从他的鼻腔里流出，几个同学也有口无心地念着，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不管怎么样，总算是起步了，也是一件好事。

复课期间，学院曾组织了一次到学院驻地附近农村劳动，帮助搞三秋（不知何故当地称为四秋），吃住都在村民家中。这次劳动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改善军民关系，这个地区是南京郊区，历史上民风彪悍，小偷小摸较多，常常翻越学院的围墙进来偷东西。当时，军装很俏，我们晒在外面的衣服经常被偷，令人头痛。更搞笑的是，农民甚至把牛牵进学院，在大操场的草地上吃草。一时间，学校竟然浑然间成了草原，一幅“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意境。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与雨花台区的陈贾三队的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在田间割稻、背运稻草和干一些其它的农活，晚上与生产队也有一些文化娱乐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善了军民关系，村民对我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善，我和一个教员住在一个村民家中的堂屋里，房子是低矮的旧房子，晚上比较冷。房东对我们很好，有一天晚上我们已经就寝，迷迷糊糊中，房东女主人来到我们就寝处，呼唤我们起来吃点心，已不记得是什么点心。我们一再谢绝，可是房东仍是坚持要我们吃，最后我们拗不过主人，只得起来和他们一起吃了一点后再睡觉 。

白天劳动休息时分，我们大多是在大队的晒场草堆上或坐或躺着休息，大喇叭里播放着新闻或歌曲，清楚地记得当时正播着一条人民日报评论员讽刺美国新总统尼克松上台的文章，题目是“玻璃罩里的演说”，辛辣的讽刺口吻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半个月劳动结束后，陈贾三队的村民们对我们依依不舍，希望我们经常到村里玩，共同的劳动确实有效地改善了军民关系。生产队为了表示感谢，还送了我们每人一本日记本，我至今仍珍藏着。

被下放基层部队， 黯然离校

年月，我们回到学院不久，就接到上级关于军事院校学员全部下放连队的文件。我们在一片忙乱中做着下放的准备，匆匆做好小结，学院对每个人都做了鉴定结论，宣布了各人的下放部队，我分在无锡某军，后又被分到苏州的吴江县太湖边的军垦农村劳动锻炼。当时有消息说，下放后或许还会回学院继续深造，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再见了，板桥；再见了，金陵；再见了，亲爱的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