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

第一节　历史背景和文学成就

历史背景　中古亚非文学指亚非地区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和衰落时期的文学。

从整体上看，亚非地区封建制度的存在时间比欧洲长，它的产生早于欧洲，解体则晚于欧洲。欧洲封建社会开端于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即已大体完结。但在亚非地区，中国早在公元前3、4世纪就初步建成封建制国家，亚洲其它国家和北非也于公元2、3世纪至7、8世纪先后进入封建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得较晚，亚非地区的封建制度直到世纪中叶多数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方告终绍。

但在文化方面，在中古的初期和中期，亚非地区的一些先进国家（如中国、阿拉伯、波斯等）却取得了远远超出同时代欧洲国家的辉煌成就。当欧洲尚处于基督教神学统治的漫漫长夜之际，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阿拉伯人大量译介希腊古典著作，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等学科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上述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古亚非文学，呈现出以下突出特点：

第一，众多民族的文学出现共同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除印度文学在古代梵语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外，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波斯、阿拉伯、乌兹别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等一系列新兴国家或民族也产生了许多较高水平的文学作品，为世界文库增添了大批珍宝。

第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大大加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亚非各族人民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日益增加。中古时期逐渐形成以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为中心的三大文化区，各区中心国家的文学一方面推动了周围国家文学的发展，如汉诗文哺育了日本、朝鲜、越南文学的成长，印度史诗成为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文学的素材来源；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又相互影响，如佛教文化从印度传到中国。同时，亚洲、非洲和欧洲不同地区之间广泛进行文学交流，在中古早期和中期，亚非文学对欧洲文学的影响尤为明显，如印度的《五卷书》经由阿拉伯传到欧洲。

第三，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多方面反映了亚非地区封建社会的生活面貌和世态人情。许多作品程度不同地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愿望，歌颂了普通劳动群众的美好品质和英勇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客观上揭示出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也有不少作品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或宣扬宗教迷信等落后意识。

第四，文学作品种类繁多，体裁样式丰富多采。如最早问世的长篇小说，饮誉世界的民间故事书，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民间小戏，以及散文体的短篇小说、日记、随笔、旅行记等在各种文学体裁中，诗歌类作品居于突出地位，有民族史诗、长篇叙事诗、抒情诗、讽刺诗颂诗、爱情诗、民歌、谣曲等，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第五，民间文学蓬勃发展，成为中古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古亚非文学由文人文学（包括宫廷文学）、民间文学和早期市民文学几部分构成，其中民间文学不仅本身作品丰富，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文人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民间作品比文人创作更直接、更生动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理想，给中古文坛带来无限生机。

最后，宗教对中古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在许多地区广泛传布，亚非各国的法律、道德、哲学、艺术等往往带有宗教色彩，文学著作也多带有程度不同的宗教成分。这种宗教成分突出表现为神秘主义和宿命论观点。

文学成就　中古早期和中期，亚非文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明显超过当时的欧洲文学。

中古后期，亚非文学逐渐落后，但仍出现一批卓有成就的作家作品。

中古朝鲜文学的发展可以年朝鲜文学的创制完成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朝鲜文学的草创阶段，作品大都借助汉字写成，主要体裁样式是汉文诗和民间歌谣。后期出现了朝鲜国语诗歌“时调”、“歌辞”，如朴仁老的表现朝鲜人民抗击日本入侵斗争的《太平辞》、《船上叹》，小说创作也渐趋繁荣，如朴趾源的嘲讽贵族阶级寄生性的《两班传》、暴露封建士大夫的伪善本质的《虎叱》和无名氏的《春香传》等；同时汉文诗又进一步发展，成就最突出的诗人是丁若镛，他留下汉文诗卷，计余首。中篇小说《春香传》是中古朝鲜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它通过春香和李梦龙之间坎坷波折的恋爱经历，颂扬了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赞美了他们大胆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精神，并深刻暴露了贵族官僚骄奢淫逸，平民百姓怨声载道的社会现实。小说情节生动曲折，人物个性鲜明，文体散韵相间，文字淳朴雅致，富于精妙古朴的艺术情趣。

中古越南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中国文学密切相关。世纪中叶之前，越南藩属于中国，无本民族文学可言，从世纪中叶至世纪初，越南文学也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正宗。陈朝（—）时期，韩诠以汉字为基础创制越南国音字“字喃”，后陆续涌现出黎思诚、胡春香、阮信等字喃诗人和《宫廷吟曲》、《金云翘传》等古典名著。阮攸的《金云翘传》根据中国青心才人的同名小说改写，凡行，分为卷。诗中描绘了名门闺秀翠翘两入青楼，一生含垢的苦难生涯，形象地反映出当时越南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全诗结构严谨，首尾呼应，语言简洁，用词贴切，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体现了越南古典文学的最高水平。

在中古时期的印度，随着梵语文学的衰落，各地区的方言文学勃然兴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地语文学、乌尔都语文学和孟加拉语文学。印地语文学兴起于世纪，最早的重要作品是金德·伯勒达依的长篇叙事诗《地王颂》。随后出现了加耶西的爱情长诗《巴德马沃德》、苏尔达斯的大型诗歌集《苏尔诗海》等。在中古印度诗人中，成就较突出的是格比尔达斯和杜勒西达斯。格比尔达斯写出大量格言诗，它们哲理深湛，通俗易懂，语言朴素，深受民众喜爱。杜勒西达斯的代表作是取材于《罗摩衍那》的长篇故事诗《罗摩功行录》。《罗摩功行录》舍弃了《罗摩衍那》中游离主题和公式化的繁琐描写，只保留其中心故事和有关情节，对它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这部作品在印度中部和北部影响极大，被称为文学的典范，宗教南经典，伦理道德的宝库和生活的百科全书。

此外，在格鲁吉亚、乌兹别克、亚美尼亚、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出不少文学佳作。例如格鲁吉亚的鲁斯塔维里创作出长诗《虎皮骑士》，讴歌了贵族武士的爱情，友谊和英雄主义；乌兹别克的纳沃依写出叙事诗《正直者的惊愕》、《法尔哈德和希琳》、《莱丽和梅季农》、《七星图》和《伊斯坎德尔的城堡》，合称《五诗集》。

在中古亚非文学中，日本文学、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的地位尤为重要。

中古日本文学指从8世纪初到年“明治维新”多年间的文学。在此之前，4、5世纪时日本已有口头文学流传，其中一部分歌谣、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收录在后来的《古事记》等著作中。

中古日本文学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大和奈良时期、平安时期、镰仓室町时期、江户时期。

大和奈良时期（—）的代表作品是《古事记》和《万叶集》。《古事记》成书于年，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和文学著作，内容包括日本古代的神话、传说、歌谣、历史故事和王族谱系记录等。《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诗歌总集，全集共卷，收入各体和歌余首。成书年代众说不一，一般认为最早的作品形成于公元4世纪，后经许多诗人学者的多次编订，到8世纪末叶由大伴家持最后编纂成书。《万叶集》多方面反映了日本古代的社会生活，生动具体地描绘了皇室贵族的游猎、饮宴，统治者的奢华与残暴，劳动人民的苦难与不幸，男女之间的爱恋与相思，以及当时的民情风俗、自然景致等。其中揭露社会矛盾、反映人民悲苦命运的作品首推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诗篇采取问答形式，以朴素的现实主义笔法勾勒出下层人民“妻儿吞声泣、父母苦饥寒的艰难处境，表达了对社会的强烈谴责。

平安时期（—）初期，日本文人利用汉字偏旁发明出假名文字，为日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此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反映贵族思想情趣的物语文学、随笔文学和日记文学，如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道纲母《蜻螟日记》等。

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它在日本民间评书的基础上形成，并接受中国隋唐传奇文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物语”意谓“语说事物”、“讲故事”，类似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

最早一部物语文学作品是出现于9、世纪之交的《竹取物语》，它通过月宫仙子下凡人间，嘲弄了五个贵族和国王之后又重返月宫的美丽传说，曲折地批判了现实世界的庸俗和丑恶。艺术上，它使片断式的古代传说发展成具有完整结构的短篇小说。

和《竹取物语》大体同时，还出现了另一部作品《伊势物语》。《竹取物语》和《伊势物语》分别代表了早期物语的两大类式：“传奇物语”和“歌物语”。传奇物语即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其中往往含有神话传说成分，歌物语则是以和歌为主并杂以散文的故事，现实性较强。以上是物语文学发展的初级阶段。

、世纪之交，物语文学的创作进入鼎盛时期。首先产生了类似长篇小说的《宇津保物语》和《落洼物语》，它们为《源氏物语》的创作提供了经验，继之，紫式部推出巨著《源氏物语》。《源氏物语》最早将虚构物语和歌物语溶于一体，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对日本后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世纪末，物语文学中出现了“历史物语”和“评说物语”。前一类作品有表现平安王朝贵族生活及权势之争的《荣华物语》和《大镜》，后一类作品以《今昔物语集》为代表，集中收入大量世俗故事，艺术上亦有不少创新，表现出某种从贵族文学向武士文学过渡的性质。

上述诸作品均产生于平安王朝，大都属于表现贵族生活的古代物语。到了世纪，随着镰仓幕府的建立，一批反映新兴武士阶级精神面貌的“军记物语”相继出现：首先是《保元物语》和《平治物语》，继之又有《平家物语》。《平家物语》标志着日本古典文学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它是军记物语的代表性作品，也是物语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

镰仓室町时期（—），除产生了以《平家物语》为代表的军记物语外，还出现了一批民间小戏“能”和“狂言”。“能”是一种从民间杂艺演变而来的以音乐、歌唱、舞蹈为主的小戏。“狂言”是当时另一种民众戏剧，它大多用喜剧或闹剧手法嘲讽贵族、武士和僧侣的愚蠢无能，生活气息浓郁，风格较粗俗，深为平民百姓所喜爱。

《平家物语》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也是日本民族的英雄史诗。它产生于世纪中叶，作者不详。作品以真实史实为依据，艺术地再现了镰仓幕府建立前几十年中新兴武士阶级取代贵族统治的历史变迁。书中对武士阶级的刚毅性格和侠义精神进行了多方面的颂扬，尤其对源义仲、源义经等军事首领的刻画更是有声有色，生动逼真。在艺术上，《平家物语》带有说唱文学的性质，并在以往物语文学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和汉混淆”的新文体，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江户时期（—）的文学主要是町人阶层的文学。这一时期，在大阪，江户等大城市中，町人阶级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力量和文学创作的生力军。这个阶级是日本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对当时政治势力仍很强大的封建地主阶级明卑表现出既反抗又妥协的二重性。最能代表町人思想意识的作家是生活于、世纪之交前后几十年的松尾芭蕉，井原西鹤和近松门左卫门。

松尾芭蕉是著名的俳句（一种以个音组成的短诗）诗人。他出身于武士家庭，但对日趋堕落的城市生活极为反感，便寄情于大自然，在旅途中终其一生。他的诗作以闲寂、幽雅的情趣著称，最能体现这种诗风的是他的《古池句》：“古池塘呀，青蛙跳入水声响”——以蛙跳之动和水声之响反衬出环境的静寂，以池塘之古和水声之轻悠映衬出诗人闲适舒淡、物我合一的幽然心绪。他的诗由人世转向自然界，正表现出当时知识阶层孤洁的反俗精神。

井原西鹤是当时最重要的小说家。他的第一部艳情小说《好色一代男》雄称为日本文学史上“浮世草子”（社会小说）的起点及现实主义市民文学的开端。他还写有艳情小说《好色五人女》和《好色一代女》，通过肯定町人阶级的肉欲享乐，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传统观念。他晚年发表反映町人经济生活的市井小说《日本永代藏》、《世间胸再用》，形象地记录了日本封建末世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近松门左卫门是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代表。他一生创作“净琉璃”（古典木偶戏）剧本余部，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反映现实矛盾的社会剧。他的《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网岛》等“情死剧”倾诉出町人男女的哀愁，展示出他们的纯真爱情被封建礼法和金钱势力所吞噬的悲剧。

江户后期，各种类型的娱乐小说大量出现，如曲亭马琴的《南总理见八犬传》、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等，它们的产生反映了町人阶级享乐倾向的加剧。

中古波斯文学指产生于公元5世纪至世纪的波斯文学，其中以世纪至世纪成就最高。波斯素以“诗国”著称，诗歌是中古波斯文学的主要样式。

中古波斯诗坛上曾涌现出灿若群星的大诗人，如鲁达基、菲尔多西、欧玛尔·海亚姆、内扎米、莫拉维、萨迪、哈菲兹等，其中菲尔多西、内扎米、萨迪和哈菲兹在波斯文学史上的地位甚为重要。

菲尔多西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精通阿拉伯语和帕列维语，熟知波斯古籍和民间流行的英雄故事。他的最大功绩是创作了波斯文学史上的划时代巨著《王书》。《王书》长达万联（一联两行），从波斯远古神话传说开始，一直写到萨珊王朝（—）的末代国王，讲了多年间代王朝个帝王的故事，还收入大量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全诗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一、神话传说，其中最动人的故事是铁匠卡维率众揭杆而起，推翻异族暴君统治的故事；二、英雄故事，主要描写勇士鲁斯塔姆一生的英雄业绩；三、历史故事，叙述阿拉伯人入侵之前萨珊王朝统治时期前后个帝王的故事。诗篇强调国家的统一，反对异族侵略，向往太平盛世，谴责暴君苛政。诗中描写了众多生动感人的爱国勇士形象，其中最重要的是鲁斯塔姆。鲁斯塔姆是带有神话色彩的波斯民族英雄，他出身不凡，出生后曾由个奶母喂养；幼年就英勇无比，只身打死过发疯的大象，成年后驰骋于捍卫祖国疆土的战场，威震敌胆，所向披靡。他曾与自己的亲生儿子苏赫拉布血战并将其误杀而死，这是全诗最震撼人心的章节。

内扎米出生于阿塞拜疆地区的名城甘泽，一生都在甘泽度过。他博学多闻，精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对流行的神学、哲学、天文学及医学都有研究，文学造诣尤深。他的主要作品是《五卷诗》，即《秘密宝库》、《霍斯陆与西琳》、《蕾丽与马季农》、《七美人》和《亚历山大故事》。内扎米是菲尔多西以后波斯最重要的叙事诗人。菲尔多西以塑造具有神话色彩的英雄形象见长，内扎米的诗笔则转向现实，重在描绘人间的悲欢离合，揭示封建制度下青年男女的不幸命运。在《蕾丽与马季农》中，美貌少女蕾丽与同学马季农彼此相爱，她的父亲却强行把她嫁给一个富户。马季农从此抑郁成疾，终日流浪于荒山野岭。最后，男女主人公在传统势力的重压下双双悲惨死去。作品以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和感人的艺术形象为世界文学增添了光辉，被人们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波斯诗坛上，萨迪及其道德训诫故事集《蔷薇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中古波斯另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诗人是哈菲兹。歌德曾把他比作一艘巨船，把自己比作一叶小舟，感叹道：“哈菲兹啊，我的愿望乃是做你的信徒中的唯一的信徒。”哈菲兹自幼聪明好学，岁时已显露出过人的才华。他因不倦地追求思想自由，一生几乎都在逆境中度过，晚年死于悲愤和贫困。哈菲兹长于写抒情诗，作品大多收在他的《歌曲集》中。他同情下层人民，痛恨封建权贵，在抒发祈望改天换地的激情时曾说：“我胸中埋藏着一座火山，那火焰已把苍天点燃，太阳射出的万道金光，仅仅是这火势的一闪。来吧！让我们……将这苍天的穹顶掀开，绘出一幅崭新的图案！”他的诗歌大多与饮酒和爱情有关，但这类诗篇又往往表现出对伪善、腐败的批判和对光明、自由的追求。艺术上，哈菲兹的抒情诗色彩斑烂、想象奇特、感情激越、感染力极强。

中古阿拉伯文学指产生于公元5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人民的文学和7世纪初至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帝国的文学，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蒙昧时期，伊斯兰时期、阿拔斯时期。

蒙昧时期（—）的主要文学收获是“悬诗”。据载，伊斯兰教产生之前，来自阿拉伯各地的诗人每年要到麦加附近的欧卡兹举行一次赛诗会，会后经公认的著名诗人仲裁评出优胜之作，将其用金水描在细麻布上，悬挂在“克尔白”天房的帷幕上，故为“悬诗”。悬诗是阿拉伯文学宝库中最先闪射出灿烂光辉的明珠。相传有7位著名的悬诗作者，其中盖斯名列榜首。盖斯的悬诗从怀念昔日的情人落笔，继而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他和情人的恋爱史，抒发了他们缠绵悱恻的慕恋之情和别离后的伤感忧郁，凄清怅惋，感人至深。阿拉伯人认为盖斯是伊斯兰教创立前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悬诗是衡量古诗优劣的艺术范本。

伊斯兰时期（—），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形成，阿拉伯文学迅速发展。诗歌领域产生了反映伊斯兰国家向外扩张的精神面貌的“征伐诗”，以及对口讽刺诗“纳加伊特”和爱情诗“厄扎尔”，散文方面出现了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和对《古兰经》进行阐说的《圣训》。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圣典，也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散文巨著。全书章，万多字。“古兰”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诵读”。《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在年（—）传教过程中托名“安拉的启示”陆续颁布的经文，由其门徒整理编订成册。在阿拉伯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关头发挥了巨大的进步作用。

艺术上，《古兰经》成功地运用了“天启式”文学体裁，使全书形成庄严宏伟的文章风格，作者独创了一种新奇美妙的散文文体，并通过大量引证《圣经》故事、采用多种修辞手段等，使作品的思想内容得以完美表现。《古兰经》是阿拉伯语言的最高典范，它对后世阿拉伯文学以及语法学、修辞学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拔斯时期（—）的前一阶段，阿拉伯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渗透，中古阿拉伯文学的发展进入高峰期。散文故事的成就最为显赫，产生了伊本·穆格发的寓言童话故事集《卡里来和笛木乃》、阿里·贾西兹的寓言故事《动物书》，易司马仪的长篇叙事故事《安塔拉传》、驰名世界的大型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以及赫迈扎尼的“玛卡梅”体短篇韵文故事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同时诗歌继续发展，题材更加多样，较重要的诗人有努瓦斯、穆太奈比、麦阿里等。塞尔柱突厥人入侵入巴格达（）后，中古阿拉伯文学逐渐走向衰落，除《一千零一夜》继续在民间流传、增订外，很少出现影响较大的作品。

伊本·穆格发的《卡里来和笛木乃》全书章，包括多个寓言故事。这些故事的基本倾向是反对欺凌和暴虐，赞颂人民群众团结抗暴的斗争精神。《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原本即印度的寓言童话故事集《五卷书》。《五卷书》6世纪中叶被译成古波斯文帕列维文，穆格法于8世纪中叶又将其从帕列维文译成阿拉伯文。尔后，它又被译为世界上多种语言，甚至连印度现行的《五卷书》都是从阿拉伯文本转译回去的。

努瓦斯是阿拉伯文学史上著名的“酒诗魁首”。他的传世之作有多行，大多调佩权贵，嘲弄群小，赞美青春、美酒和爱情。

另一位重要诗人穆太奈比少年时就胸怀大志，以诗歌显示才华。他曾以诗歌求取功名，未能遂愿。后因领导牧人起义被捕入狱，获释后行吟于叙利亚、埃及、伊拉克、波斯等地，先后写出大量颂诗、挽诗、讽刺诗、爱情诗和哲理诗。他的哲理诗寓意深刻，气势豪迈，如：

“在小人眼里再小也显得很大，

在伟人眼里再大也显得渺小。

想见于孚尔的决不求见他人，

向往大海的必然蔑视溪流。”

显示出诗人清高、自尊、傲岸挺拔的文人风骨。穆太奈比在诗歌艺术上也进行了多方面创新，他上承古典传统，下启后人的创作，是阿拉伯诗坛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

第二节　紫式部和《源氏物语》

紫式部　是日本平安时代著名的女作家，原姓藤原，名字不详，因其长兄任式部丞，故称藤式部；又因其代表作《源氏物语》的女主人公紫上为世人传颂，后人便称她为紫式部。她的生卒年月几不可考，一般认为她生于年，年去世。

紫式部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曾祖父、祖父、伯父和兄长都是著名歌人，父亲兼长汉诗与和歌，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研究。她自幼随祖父学习汉诗文，通晓先秦以来的中国古代文献和作品，对白居易诗歌造诣尤深。此外，还熟悉佛经及佛教教义。

岁时，紫式部嫁给一个年近的地方官藤原宣孝为后妻，两年后丈夫死去，她便从此寡居。后来应当时独揽朝政的藤原道长之召入宫作皇后彰子的侍从女官，为彰子讲解《日本书纪》和白居易诗作，深受藤原道长和天皇的赏识。据推测，紫式部于寡居时期开始写作《源氏物语》，入宫之后渐次完成。《源氏物语》描绘了种种宫廷内幕，对贵族妇女的不幸命运倾注了无尽的同情，书中不时流露出佛教宿命观念和“往生净土”思想影响，并表现出作者对汉诗文、尤其是《白氏长庆集》的熟知——所有这些都和紫式部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

除《源氏物语》外，紫式部的传世之作还有《紫式部日记》（～）和《紫式部集》（约）。《紫式部日记》写作于作者供职宫廷期间，比较详尽地记录了宫中仪式、庆典、饮宴等各种场景，文笔优美，描写生动，是研究当时历史、文化、风俗及紫式部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的重要资料。《紫式部集》是部和歌集，共收人传世诗歌百余首。

《源氏物语》是日本物语文学的典范，也是日本整个古典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它成书于—（一说）年，比欧洲和中国第一批长篇小说都早了几百年。这部长篇物语不仅代表着紫式部创作的最高成就，并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长篇纪实性小说。

《源氏物语》在我国早在世纪至年代就详细介绍过它的内容，后又出版了丰子恺先生的译本，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喜爱。

《源氏物语》体现了紫式部朴素的现实主义写作原则。在作品中，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指出：历史和小说的内容都来源于人间生活，但历史“只不过表现了局部的真实”，小说却“能详详细细地将这些事写下来”，即具体地描绘出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创作准备上，她强调对生活应有丰富的积累和真切的体验：“实际的见闻多了，心里抑制不住，因而着手写下来”，在形象塑造方面，她认为必须对实际生活进行集中的概括：“物语不会因为是某人经历的事就原封不动地写出来，……有时要把人物写成正面的，就挑最好的事情来写”，还认为小说应有“恰如其分”的艺术虚构，因为“虚构使人感到仿佛若有其事，表现出无限情趣，……使人虽然明知是虚构的故事，却不知不觉地为之心动神移”。这些看法尽管粗略、简单，但对考察紫式部的文艺思想及其巨著《源氏物语》却有着重要意义。

《源氏物语》成书时的世纪初，正是平安王朝大贵族藤原道长（—）推行摄关（即摄政关白，天皇未成人时由藤原氏执政称“摄政”，天皇成人后仍由藤原执政即“关白”）政治的时代。当时藤原道长在朝廷中独揽大权，不可一世，藤原氏一族的庄园遍布全国各地。表面上看，这是摄关政治的鼎盛时期，其实大贵族政权正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天皇一族与藤原氏矛盾重重，藤原氏内部各支派为取得摄关地位明争暗斗，中、下层贵族对藤原氏政权极为不满，地方豪族势力纷纷抬头。在这种情况下，宫廷贵族仍过着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灵魂空虚，精神萎靡，除勾心斗角、争夺皇位和摄关权柄之外，便是纵情声色，终日沉溺于宴游玩乐。在权势之争中，当时掌握政治实权的藤原北家一派形成一种惯例：将女儿送给天皇做后妃，一旦生下皇子，就迫使天皇退位，以便扶持小皇子登基，以外戚擅专朝政。正是这种纯属政治策略性的婚姻，断送了无数贵族妇女的宝贵青春。《源氏物语》中的故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源氏物语》共分3部，帖（卷），约余万字。第1、2部（前帖）主要写主人公源氏情场上和官场上的各种经历，第3部（后帖，即所谓“宇治帖”）写源氏死后其子薰君的放荡生活及其造成的悲剧性事件。

全书故事错综复杂，现梗概介绍如下：

古时某朝代有个桐壶天皇，宠爱着一个身世卑微的妃子更衣。更衣不堪忍受皇后弘徽殿的歧视与凌辱，生下一子后不久就忧郁而死。桐壶帝十分喜爱这个幼子，为使他日后不受皇族贬抑，就把他降为臣籍，赐姓源氏。

源氏岁时娶左大臣的女儿葵上为妻，但他不爱葵上，却滥爱空蝉、六条御息所、夕颜等贵族妇女。不久桐壶帝又纳入一个少女藤壶为妃，源氏得知她酷似自己的生母更衣，便主动与之亲近，随后发生乱伦关系，藤壶因此生下一子，即后来的冷泉帝。在此前后，源氏还爱上一个岁的贵族幼女紫上，后亲自把她教育成人，纳为正妻。

源氏在宦途上起初也一帆风顺，步步高升。但政敌弘徽殿之子朱雀帝继位后，他的处境开始急转直下。这时他又与弘徽殿的妹妹胧月夜发生暖昧关系。为逃避迫害，他被迫隐居在须磨，后到明石。在明石，没落贵族明石入道又送其女儿明石上当他的妻室。

两年后源氏被赦免回京，不久冷泉帝即位。当冷泉帝得知源氏是自己的生父后，想让位于他，源氏不肯，便做了准太上天皇。从此源氏一族威震满朝。源氏岁时是一生荣华的绝顶时期。他修筑了豪华的六条院，将过去结识过的多个妇女都收养在里面。

就在源氏飞黄腾达之际，他精神上却产生了深重的危机。他看到宫中许多贵族都过着偷香窃玉的荒淫生活，时时感到罪过与不安。这时朱雀帝出于权势考虑将小女儿女三宫嫁给源氏，女三宫却与葵上的侄儿柏木私通，并生下一子，即后帖的主人公薰君。源氏对此十分苦恼，以为这是自己早年与继母乱伦、生下冷泉的报应。不久，藤壶、紫上相继抑郁而死，女三宫也遁入空门。

源氏晚年屡遭不幸，终日忧伤哀愁，心灰意冷。他多岁时出家修行，岁暮留下辞世诗：“思悠悠兮恨何多，多情易老空蹉跎，岁与命兮今夕绝”。

《源氏物语》第三部的场景由京都转向宇治。这时源氏的后代薰君（实为女三宫与柏木的私生子）已长大成人，他地位优越，精神却更为消沉颓唐。他先与宇治八宫之女大君恋爱，结果以悲剧收场，接着迎娶天皇之女二宫，但又缺乏热情，最后他去追求貌似大君的浮舟，却行动迟缓，铸成大错，终使浮舟投河自尽，浮舟遇救后落发为尼，隐遁于深山古刹之中。

《源氏物语》以众多男欢女爱的故事为情节中心，但在爱情纠葛中又始终贯穿着源氏与弘徽殿两派贵族的明争暗斗。作品形象地表明，在摄关时代，贵族政权得失的关键在于后宫政策，在于能否通过送女进宫争帝宠，达到以外戚独揽朝政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众多贵族妇女不可避免地成为男子的玩物和权势之争的牺牲品，除了终身遭受蹂躏，最终皈依佛门或积怨而死外，再无别的出路。全书基调从盛赞荣华逐渐转向哀叹衰败，深刻象征着平安王朝贵族统治由盛到衰的历史趋势，最后以少女浮舟投河自尽和落发为尼终篇，暗示出整个贵族妇女已陷入绝望境地，贵族阶级已腐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其中源氏是该书前两部文字着意刻画的中心人物。在紫式部笔下，源氏出身皇室，不仅秀美超群，“聪明颖悟，绝世无双”，而且具有辅佐朝廷救世治国的政治才能。他的一生表面上洋洋得意：年轻时虽受过政敌弘徽殿一派的欺压，但毕竟深受桐壶帝的庇护，由中将升任宰相、大将，冷泉帝继位后，又升任太政大臣和准太上天皇，独揽朝纲，权倾一世。不难看出，作家对源氏主要持赞美的态度。

其实，源氏的一生是充满苦恼与哀愁的悲剧性的一生，他的出身、爱情、政治生活和最终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他是身世卑微的更衣所生，母亲因受人歧视忧愤而死，他本人也自幼被降为臣籍——这些还在其次，最根本的是，他出生于贵族宫廷这一污浊的大染缸，日后除堕落为花花公子和争权夺势之徒外，绝无其它出路。在爱情方面，表面上他对妇女们多情善感，温文尔雅，善始善终，实际始终都把她们作为渔色对象，朝三暮四，用情不专，甚至与后母发生乱伦关系。除了从偷香猎艳中获得某种畸型快感外，他从未体验过纯真爱情的幸福，晚年反因女三宫与柏木私通事件陷于难以解脱的烦恼。在政治上，他作为辅佐朝廷的高官显宦，本应施行德政，造福百姓，但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却毫无建树，未留下任何值得称道的业绩；他始终灵魂空虚，精神颓废，沉溺于勾心斗角，即令权倾一世之际，也不过是个腐败的贵族官僚。晚年他终于在极度苦闷中落发出家，又在孤寂零丁之中悄然辞世，从悲观、哀愁、颓丧、绝望最终走向精神世界的总崩溃。

源氏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他的悲剧是平安王朝贵族阶级的社会悲剧。从一个单纯可爱的少年蜕变成沉溺女色的花花公子和腐败的官僚政客，这完全是宫廷贵族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他不可能识别和抵制淫糜的社会风气，相反只能在颓败世风和宫廷阴谋中愈陷愈深，最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这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阶级的谬误。这一形象深刻揭示了摄关时代贵族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展示出贵族阶级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

在《源氏物语》中，作家还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贵族妇女形象，如空蝉、藤壶、紫上、六条御息所、夕颜、轩端荻、末摘花、源典侍、明石上、女三宫、浮舟等，她们不论身分、地位如何不同，都是贵族男子放纵情欲的对象或门阀政略婚姻的牺牲品。

空蝉是源氏结识的第一个中层贵族妇女，本是有夫之妇。一次源氏偶然窥见了她，便燃起渔色之火，闯入她的内室。他对空蝉的钟情不过是为了满足偷情的好奇心，但却给空蝉造成终生痛苦。丈夫死后，她终因源氏的纠缠削发做了尼姑。

藤壶形象反映出上层贵族妇女遭受的精神折磨。她原是先天皇之女，岁时入宫做了桐壶帝的妃子。源氏听说她酷肖自己的生母，便买通她的侍女，与她发生暖昧关系，生下冷泉。藤壶因自己和源氏的乱伦深感内疚。桐壶帝死后，她一方面需要源氏做她所生之子的后援，另一方面又深恐她与源氏的关系一旦泄露影响到儿子的前途。苦恼之余，她终于皈依佛门，膜拜在青灯古佛之下，以斩断源氏对她的情丝。

紫上是源氏按当时的礼教规范培养起来的妇女，她出身高贵，姿容秀丽，十分惹人喜爱。她还具备男贵族所要求的忍从的“美德”，能尽量对男人的偷香窃玉置若罔闻，但对源氏的寻花问柳，紫上固然表面上不露怨言，背地里却不能不珠泪暗弹。特别是女三宫嫁来之后，她更加抑郁，心力日衰，终于正当中年就染病身亡。

明石上是在父亲的诱逼之下变成源氏谪居消遣品的妇女。出身于中层贵族家庭的明石上不愿高攀源氏，唯恐有一日遭到遗弃，但在父亲的强令之下，却不得不委身相从。婚后源氏对她并无爱情，只是在她生了女儿之后，想把她的女儿培养成皇后，她才得以移居六条院，但在六条院中，母女难得亲近，夫妻很少欢聚，后来女儿当了皇后，她却还要处处卑躬屈节。

另一个贵族妇女女三宫是典型的门阀政略婚姻的牺牲者。她是源氏之兄朱雀帝的女儿，朱雀帝退位后，考虑到源氏一族的赫赫权势，执意要把她嫁给源氏。当时她只有岁，而源氏年已。婚后没几年，青年贵族柏木与她发生恋情，生下薰君。源氏发现后，柏木忧惧交集，郁郁而死。女三宫也身心交瘁，痛苦不堪。已经出了家的朱雀帝闻讯赶来，亲手给女儿落了发。

这些妇女形象是《源氏物语》描绘的历史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平安王朝贵族妇女的共同命运，揭示出整个贵族阶级极度腐朽的本质特征。紫式部对源氏形象基本采取了肯定、美化态度，但刻画妇女形象时却较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写作原则使这些人物大都真实可信、栩栩如生。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紫式部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女作家，不可能正确否定源氏这个本阶级的代表人物，但因她本人也有着痛苦的婚姻体验，所以一经写到同病相怜的贵族妇女，笔锋便尖锐深刻起来。

《源氏物语》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尤其众多贵族妇女，虽然命运大致相仿，但经历和性征各有千秋。如空蝉明敏，葵上偏执，紫上贤淑，末摘花古板，明石上稳重，这些特点都与她们各自的身世、处境相吻合。即使对那些在某些方面颇为相似的人，作者也能写出她们各自的独到之处，而不给人以雷同之感。

运用细致的心理描写，尤其是通过描绘隐微的爱欲心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作品的又一显著特点。比如描写源氏将夕颜带往一所废邸幽会的那段文字中，源氏一方面陶醉于眼前的情爱，一方面又想到父亲若找不到他惊慌焦急的情景，同时又想起另一个妇女六条御息所，想到她若得知自己与夕颜幽会将会怎样妒火中烧，而这种妒嫉又是如何理所当然，这般描写把源氏思前想后、精微研细的心理活动揭示得维妙维肖。

《源氏物语》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直接描写，有时通过对话、对诗、动作甚至做梦曲折地加以表现。例如，源氏在和紫上分别时担心她过于哀伤，便吟诗说道：

“但教坚守终身誓，偶尔生离不足论”。

显示出一幅“故意装出泰然自若”的神情。紫上则回答说：

“痴心欲舍微躯命，换得行人片刻留”。一片真挚赤诚之心、难舍难分之意跃然纸上。

作品还常常利用环境描写来渲染某个情节所需要的特定气氛，达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就全书而言，凄澄怅惋、哀愁忧伤的格调贯穿全书，和表现贵族阶级没落命运的基本主题吻合一致。

另外，《源氏物语》创造了一种可称为“连绵体”的歌文交织、韵散结合的文体。作家综合汲取虚构物语和歌物语的长处，不时在清新明丽的散文叙事和描写中插入轻柔优雅的和歌和汉诗，形成委婉含蓄、缠绵典雅的文章风格。书中大量引用我国《诗经》、《韩非子》、《战国策》、《史记》等古籍中的典故、成语和陶渊明、刘梦得，尤其是白居易的诗句，使艺术感染力大大增强。

第三节　萨迪和《蔷薇园》

萨迪　是波斯世纪杰出的诗人。他一生有著作余种，但多已失传，代表作是《果园》和《蔷薇园》，其中《蔷薇园》最为著名。

萨迪年出生于波斯南部城市设拉子一个下级教士家庭，岁时父亲亡故，童年生活十分凄苦。他勤奋好学、求知欲很强，青少年时就爱好文学并开始写作诗歌。岁左右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尼扎米亚神学院攻读经学、哲学和文学，深受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薰陶。他生活于塞尔柱王朝覆灭、蒙古入侵者建立旭烈兀王朝的战乱年代，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外族的入侵迫使他背井离乡，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大半生。他作为伊斯兰教的行脚僧曾长期在各地游历布道，除先后次到麦加朝圣外，还到过埃及、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土耳其、阿富汗、印度和我国新疆，足迹遍及亚非广大地区。旅途中，他广泛接触社会的各个阶层，深入了解了人民大众的生活与疾苦。这些见闻给他提供了极好的创作素材，并为其文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年，他结束长达年的漂泊生活回到故乡，用两年时间创作出闻名世界的《果园》和《蔷薇园》。他将这两部作品按照时尚奉献给国王，获得“诗圣”称号。萨迪晚年潜心蛰居，著书立说，于年逝世，逝世后葬在设拉子。

《蔷薇园》以其进步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曾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受到广泛的赞誉和欢迎。

《蔷薇园》是一布训诫性的故事集，用散文和韵文相间的文体写成。全书包括近则故事和多条格言，分为节，由“写作缘由”，8章正文和“跋”构成。各章论题分别是：记帝王言行、记僧侣言行、论知足常乐、论寡言、论青春与爱情、论老年昏愚、论教育的功效、论交往之道。这部作品是萨迪一生思想和文学探索的结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蔷薇园》广泛反映了世纪波斯及其它伊斯兰国家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多方面记述了人民群众对劳动的热爱和对真理的追求，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并教人以许多生活哲理和处世经验。作品的思想内容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热爱人民，歌颂劳动，同情人民疾苦。《蔷薇园》的基调是热爱人民，充满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萨迪在第一章第节中写道：“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造物之初本一体，一肢罹病传全身，为人不恤他人苦，不配世上妄称人。”其中，“亚当子孙皆兄弟”的名句已被联合国采录为阐述其宗旨的箴言。在《蔷薇园》中，赞美劳动，歌颂劳动人民高尚品质的诗文占很大比重。如第1章第节的两兄弟故事：哥哥给官府当差，弟弟靠劳动谋生，哥哥劝弟弟也去伺侯苏丹以摆脱艰苦的劳动，弟弟却说：“你若摆脱这伺侯人的可耻地位岂不更好？圣人说：‘与其腰束金带，服侍别人，不如坐在地上自食其力。’与其抱手而立伺侯权贵，不如动手操劳搅拌泥灰。”另一节故事则通过哈丁台（传说中一位慷慨好施的阿拉伯贵人）之口，从侧面赞美了劳动人民的“豪迈而崇高的品质”。此外，不少故事热情讴歌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并对下层人民的苦难命运表示了深切关注与同情。这些内容构成了作品的时代亮色，体现出诗人世界观的进步性。

第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黑暗和剥削阶级的罪行。《蔷薇园》中许多故事都将批判锋芒直指封建暴君，鲜明地指出：“暴君决不可以为王，豺狼决不可以牧羊。”《论帝王言行》章第节故事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和人民水火不容的关系，鞭挞了封建暴君的罪行：国王得了绝症，要用一个农家孩子的胆汁下药治病，孩子的父母被收买，法官也参与了谋杀，临刑前孩子仰天苦笑着说：“父母是爱护儿女的，法官是为民伸冤的，国王是主持正义的。如今父母为了一点小惠把我断送。法官判我死刑。王上也只顾自己死里逃生。除了真主而外，谁还能庇护我呢？”一番血泪控诉将人吃人的社会罪恶尽行道出。故事结尾处国王翻然悔悟释放了孩子，这个光明尾巴显然是人为的虚拟之笔。另一节故事在揭露法官的贪赃枉法时说，“你把五条胡瓜送给法官，他会判给你十分瓜田。”另外，《蔷薇园》还再现了假圣徒、奸商、恶霸们的丑恶嘴脸，对他们的恶德败行给以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

第三、反映社会生活广泛，描绘人物形象众多，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蔷薇园》的社会覆盖面极宽，为人们勾勒了一幅异常生动的穆斯林世界的生活画卷。作品描绘的生活场景有宫廷、茅舍、寺院、集市、大海、沙漠……，出现的人物有国王、奴隶、官吏、商贾、农民、工匠、学者、教士、强盗、恶霸……，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人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故事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兴起，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例如，《论知足常乐》章第节故事认为，最宜出外旅行的5种人是商人、有学问的人、美貌的人、歌者和手艺人，就社会地位讲，其中有4种属于新兴市民阶层，且商人居于首位。

另外，《蔷薇园》还总结了大量生活哲理和处世经验，提出了比较进步的治国之道。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生活于中世纪的诗人，萨迪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不可能突破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同时作为伊斯兰教的行脚僧，他在《蔷薇园》中又表达了相当程度的宗教感情和宿命论思想，这些是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并认真分析的。

《蔷薇园》在艺术上也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诗文相间、散韵结合的文体。散文部分质朴无华，言之有物；诗歌部分对仗严整，造句自然。这种文体样式是萨迪对中古波斯诗歌的独特贡献。

其次，《蔷薇园》语言凝练流畅，文词通俗优美。故事中常用短小精悍的语句及格言、警句表达深刻的思想，表现了萨迪驾驭语言的深湛功力。

第四节　《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是一部规模宏大，引人入胜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是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高尔基语）

关于《一千零一夜》的产生，该书的“引子”写道：相传古代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某海岛上有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凶暴残忍，因痛恨王后行为失端而将其杀死，并决心报复所有的妇女，于是每天娶一女子过夜，翌晨即行杀害。这使国中妇女纷纷逃亡，城中十室九空。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拯救其它无辜女子，自愿嫁给国王，借讲故事来引起他的兴趣和好奇心。她每次总在天亮时讲到最动人处，国王为继续往下听便免其一死。她这样连续讲了一千零一个夜晚，终于感化了暴君，使他不再杀她并与之白头偕老。当然，这段故事并不能成为人们考究《一千零一夜》来源的依据，它实际只不过在全书众多故事中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从作品的记述形式及故事内容所反映的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考察，《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约在8，9世纪开始流传，后经余年的传播增衍，到世纪才趋于定型。显然它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中东地区无数市井艺人和文人学者长期收集整理，提炼加工的结果，是这一地区各民族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

《一千零一夜》故事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波斯的《一千个故事》（《赫左尔·艾夫萨乃》），这是全书的基本部分；二是伊拉克的以巴格达为活动中心的故事；三是埃及的故事。其它尚有从希腊、印度，希伯来等民族流传过来的故事。至于书中有关中国的故事，并非出自我国。

《一千零一夜》以山鲁佐德讲故事为线索把多个互不相关的故事串连起来。这些故事中有格言谚语、寓言童话、神话传说、精怪故事等多种类型，题材包括宫廷趣闻、名人轶事、婚丧嫁娶、经商航海等众多方面，涉及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神仙精灵、富商巨贾、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全书以离奇多变的题材，洒脱浪漫的手法和神妙莫测的东方色彩，生动地描绘了一帧中古阿拉伯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从各个视角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表现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世态习俗和风土人情，为研究阿拉伯和东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历史、宗教提供了宝贵资料，被誉为中古阿拉伯社会的百科全书。

《一千零一夜》的主要思想倾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反映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伊斯兰教创立以后，逐渐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专制政体，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内征外伐，致使民生涂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一千零一夜》中的许多故事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全书的开篇故事《国王山鲁亚尔及其兄弟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国王山鲁亚尔残暴荒淫，嗜杀成性。他因发现了王后同宫女、奴仆一起嬉戏歌舞，就将他们尽行处死，并以全体妇女作为报复对象，每夜换一个女子享乐，然后虐杀。这种丧失人性的兽行竟持续了3年之久，“当时的妇女，不是死于国王刀下，便是逃之夭夭，城中十室九空。”山鲁佐德与国王展开的长达一千零一夜的艰苦斗争，正是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这个故事表现出十分强烈的揭露性和批判性。《死神的故事》通过死神之口指斥了统治者“骄横自满”、“横征暴敛”、“刮削民脂民膏”的罪行，诅咒他们早日断气，“归宿到地狱里去”，表现了人民群众反抗强权的思想愿望。这类故事还有另一方面内容，即描写人民群众的疾苦，反映他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在《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中，穷脚夫辛伯达以搬运重物糊口谋生，境况窘困，生活十分贫苦。面对富人的豪华奢侈，他愤懑地说：“人世间有多少可怜人，没有立足的地方……，疲于奔命，终日出卖劳力，生活越来越离奇，压在肩上的重担，总是有增无减”，对不公道的社会进行了强烈的控诉。《渔翁的故事》中的渔翁，终日辛劳，饱尝辛酸，却落得两手空空，他怀着一腔义愤发出怒吼：“呸！你这个世道，如果长此下去，让我们老在灾难中叫苦、呻吟，这就该受到诅咒。”此外，还有些故事描写了乞丐、流浪汉和奴隶等的深重灾难与不幸遭遇，以辛辣的笔触揭示了现实生活的腐朽黑暗。

其次，《一千零一夜》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勇敢、智慧和斗争精神。《渔翁的故事》即其典型一例：渔翁打开胆瓶放出魔鬼，魔鬼却恩将仇报，反要杀死渔翁。在此危急关头，渔翁一面据理力争，一面私下想道：“他是个魔鬼，而我是堂堂的人类，安拉既然赋予我完备的理智，我就非用计谋对付他不可。我的计谋和理智，必然会压倒他的诡计和妖气。”果然，他机智地将魔鬼再次装入胆瓶，用智慧战胜了恶魔。《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突出刻画了女仆马尔基娜聪明、机智、勇敢的性格。她面对个强盗毫无惧色，沉着冷静地迷惑敌人，烧死群盗，手刃匪首，显示了惊人的勇气与超凡的智慧。《白侯图的故事》写奴隶白侯图利用谎言巧妙地戏弄富商主人，颂扬了奴隶的聪明才智，肯定了被压迫者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反抗精神。这些故事从不同侧面赞美正义和光明，抨击邪恶和黑暗，劝人向善，给人以有益的启发。

第三，表现阿拉伯人民美好的生活理想，反映他们对美满爱情婚姻的追求。在中世纪的阿拉伯社会，由于伊斯兰教教义的禁锢，男女之间的结合是很难以爱情为基础的。《古兰经》公开提倡一夫多妻制，宣扬“男人比女人高一等”。《一千零一夜》中出现大量讴歌纯真爱情的故事，对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和歧视妇女的伊斯兰教教规进行了猛烈抨击。《巴索拉银匠哈桑的故事》描写银匠哈桑同神女买娜伦·瑟诺玉之间曲折多难的恋爱过程，爱憎分明地歌颂了纯洁专一的美好爱情，批判了社会上的邪恶势力。哈桑意志坚强，富于斗争精神，是热烈追求爱情幸福的青年男子的典型形象。瑟诺玉温柔多情、忠贞不二，并具有顽强反抗的精神，是现实生活中渴求自主婚姻的青年妇女的艺术再现。《乌木马的故事》中的一对恋人为谋求爱情幸福历经千辛万苦而终于结为良缘，情节十分动人。《努伦丁·阿里和艾尼西·张丽丝的故事》尤其可贵，它描述了一个女奴和宰相儿子之间的爱情。他们饱受磨难，经过种种艰苦抗争，才赢得自己的幸福。这种不同阶级出身的青年男女彼此忠贞相爱的故事，表现出尤为强烈的反对封建礼教，反抗宗教教规的进步思想倾向。

第四，反映新兴商人航海经商，追求财富的冒险奇遇。这类故事的出现与当时阿拉伯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阿拉伯帝国时期，商业发达，海外贸易繁荣，许多商人跻身于航海贸易活动以求发财致富。《一千零一夜》的航海冒险故事以《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最为出色。主人公辛伯达是个富商，他曾先后7次航海冒险，在惊涛骇浪、艰难险阻之中增长了见识，积累了财富，获得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和显赫的社会地位。辛伯达是一个具有顽强毅力和超人胆识的人物形象，在航海旅行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难，他总能通过艰苦努力，凭藉勇敢和机智化险为夷。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每次脱险归来后，都不因历险磨难而气馁却步，而是百折不挠地准备新的探险。“我第六次航海旅行归来，赚了许多钱财”，他说，“安安逸逸地过了一晌之后，我又不安于现状，一心向往异地风光，憧憬着航海旅行、海外经商、参观各地风土人情的乐趣。……和商人们在一起，感到无限的快慰。”辛伯达积极乐观、勇于进取、充满自信、富有开拓精神，是艰苦创业的新兴商人的典型，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一种进步力量，同时，他身上又存在着自私贪婪、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剥削阶级劣根性，反映了商人性格的另外一面。这类以商人生活为题材的故事还有《商人阿里·密斯里的故事》，《陔麦伦·宰曼的故事》等，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古时期阿拉伯商业贸易的繁隆情况。

《一千零一夜》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宗教卫道士的窜改加工，染上了许多剥削阶级意识和宗教思想，如对安拉顶礼膜拜、宣扬宗教偏见和宿命论观点，为哈里发歌功颂德，鼓吹剥削致富之道，鄙视妇女，丑化奴隶等等。对这些严重削弱作品思想意义的不健康成分，是应当认真分析批判的。

《一千零一夜》充分体现了阿拉伯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创造才能，表现出以下显著的艺术特点：

第一、想象丰富奇特，充满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一千零一夜》中的许多作品具有幻化离奇的神话特质，灵活自如地运用了近乎荒诞的夸张手法，体现出引人入胜的浪漫主义感染力。例如，许多故事描写了来去自如的飞毯、飞床、乌木马、隐身的头巾、驱魔的手杖以及口念咒语便使石门洞开、宫殿拔地而起的奇迹等。这些神妙的想象生动地表现出劳动人民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战胜邪恶势力的强烈愿望。还有些故事把非现实因素同现实描写有机结合，在浓烈的浪漫气息中深化了反映社会生活的程度，《死神的故事》即为一例。

第二、结构精妙奇巧，情节曲折离奇。《一千零一夜》采用故事套故事的“框形结构”方式，以山鲁佐德讲故事为线索，环环相扣地把多个大小不同的故事镶嵌在一个庞大的故事体系之中。这种巧妙的结构形式对后世的欧洲文学影响颇大。《一千零一夜》的情节发展一般不受时间、空间条件的限制，或天上、或地下、或在三敦之外、或在五行之中，自由灵活、变化莫测、悬念丛生、险象迭起。许多故事将幻想、巧合与现实描写紧密联系，虽光怪陆离又不违反生活逻辑，使读者在引人入胜的情节发展中加深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第三、人物鲜明生动，语言丰富优美。《一千零一夜》常用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展示人物性格，在善与恶、美与丑的强烈反差中体现人民的爱憎愿望和期求。如在《渔翁的故事》中，渔翁与魔鬼的形象就是运用这种对比塑造而成的。许多故事在描写人物时，常常极写其性格中某一方面的特征，从而给读者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如白侯图的机智、辛伯达的胆识、山鲁亚尔的残暴等。在语言方面，《一千零一夜》具有人民口头语言的显著特点：通俗流畅、生动活泼、丰富优美，并常运用讽刺幽默、象征比喻等表现手段。另外，在故事的散文叙述中不时插入一些押韵的诗歌、谚语、寓言和警句，使作品形式更趋活泼，故事内容益加充实。

当然，《一千零一夜》在艺术上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有的故事结构松散，情节雷同，故事之间的过渡过于机械呆板等。

《一千零一夜》是中古中东地区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成就成为中东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文学遗产，它约于世纪传入欧洲，此后对欧洲的文学艺术逐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丁的《神曲》、卜迦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等许多古典文学名著都曾从中汲取艺术营养。该书在我国也流传很广，本世纪初就有译介，现出版有纳训翻译的6卷本。